《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告诉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

阿呆

寻找客户要从三个地方找，一个是QQ上，一个是一YE情网站上，还有一个是征婚网站。
　　那时候的网络刚刚普及，家庭里能够买得起电脑的，都是有钱人，只要知道对方是在家中上网，就想方设法约他出来，根本就不用怀疑对方的经济实力。
　　QQ上怎么查找？先登陆，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查找”，弹出一个窗口，点击最下面的“QQ交友中心搜索”，页面会变换为“精确条件”，然后选择你所在的省份和城市，年龄设置为20-40岁，性别为男，因为这个年龄的男子一般好冲动，或者叫花心，然后再点“查找”。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符合条件的男子，你想加谁就加谁。
　　自从有了QQ后，骗子们的技术也与时俱进，花样翻新。不但酒托和键盘手盯上了QQ，而且妓女、营销员、声讯台的骗子也都盯上了。我曾经暗访过一个声讯台，声讯小姐现场演示说，她们这个行业以前是靠到处乱贴广告，或者在报纸上登载广告做宣传，现在那些方法都过时了，他们现在只在QQ上找0-15岁的小男孩，加上他，然后留言说：“你们班一个女生喜欢你，想知道谁吗？请拨打我的电话9XXXXXXX。”或者是：“我和你同校不同班，暗暗喜欢你，想知道我是谁？请你拨打我的电话9XXXXXXX。”这个号码就是声讯台的号码，一分钟两三元钱，只要电话接通，声讯小姐想方设法勾引小男生，让他延长通话时间，给小男孩讲故事，唱情歌……单纯的小男孩像吃了鸦片一样，每天都要身不由己地打电话给声讯小姐，最后一算，电话费几百上千元。孩子通话，父母买单。声讯台还很猖狂，你想告它也很难打赢官司，电话是你自愿打的。如果你不交话费，它还会告你的。至于声讯台怎么来的？为什么这样猖狂？大家想想就知道了。

　　阿强说，在QQ上找人时，一般选择在晚上，这样成功的几率比较大。夜晚12点以后，依然泡在网上的男人，要么是单身，要么就是夫妻感情不好，或者是花心男人。这时候，你一找一个准。加上他，没有聊几句，他自己就提出了XING要求，你爽快答应，然后要到他的电话号码，或者传呼号就行了。
　　我经常会通宵上网，或者通宵看书，QQ就一直挂在网上，很多次，后半夜的时候，QQ头像就会闪烁，打开一看，都是女性。这些人的身份都有：妓女、收费LUO体视频、商品推销员，当然也有键盘手。前几种身份的人，你一看就能识破，置之不理。而键盘手则让你难以识别，键盘手是男的，但是他伪装的头像是女的，性别一栏也填写女的，“他”会对你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春风化雨一般，消融了你心中的防线，“他”会诱惑你说出电话号码，然后让你一步步走进“他”构筑已久的温柔陷阱。你一直到自己被骗了，一直到被宰得遍体鳞伤，你都不会知道，这个诱骗你的人是一个男人。

　　在一YE情网站上寻找猎物，更是如鱼得水。注册一YE情网站的男子，都是抱着不纯的目的，键盘手也在这类网站上注册一个用户，性别当然也是女性，给男用户留下自己的QQ号码，果然，过不长时间，这个男子就会加你，自愿走进圈套。
　　如果说前面两种骗人手法不道德，那么征婚网站上骗人更加不道德，人家男子是抱着恋爱结婚的目的注册这类网站的，而键盘手闯进这类网站里，就像野猪闯进了菜园里，胡吃乱啃，一片狼藉，他看到谁谁就倒霉，喜欢加谁就加谁。键盘手口中的自己都条件非常好，办公室白领，身材高挑，容貌出众，年方二十，这样的女子很容易让男子动心，尤其是急于找女朋友的纯真男子。几句交流后，键盘手就会要男子的电话号码或者传呼号，毫无防范的男子也会给的，这样，也被诱进了圈套。

　　键盘手要到了你的电话号码，马上就会告诉主管。但是，键盘手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的电话号码，因为键盘手和你所见到的酒托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性别。
　　键盘手和酒托从来不会见面。键盘手也不知道谁是酒托，酒托是谁。
　　键盘手和酒托之间的桥梁是主管。主管掌握着酒托的电话，很多酒托的很多电话。
　　但是，主管也和酒托不见面，主管也不知道酒托长什么样子。
　　在这个罪恶的黑色利益链条中，每一环都紧密相扣，所有的受骗者，我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受骗着，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受骗的。受骗者所知道的，所见到的只有酒托，他不知道酒托只是其中的一个链条，他不知道这个黑色的利益链。

　　我常常想，设置出这个黑色利益链的人，绝对是骗子中的顶尖高手。

阿呆

【暗访酒托群体】
　　回到报社后，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过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能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户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汉，以至于过了很久还会向我提起那个老汉，“不知道他现在活着没有？”父亲说话的时候，满眼都是凄凉的神情。
　　我一直觉得中国农民是最伟大的，他们吃苦耐劳，沉默寡言，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淳朴最勤劳的人，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的所有，而得到的仅仅是温饱，有时候连温饱都得不到。他们在死亡面前镇定自若，他们看待死亡的那份从容和英勇，又有谁能够比得上？
　　也是在不久，父亲也知道了自己要面对死亡。那天，我们住在医院旁边一间旅社的小房间里，我犹豫了再犹豫，终于向母亲说出了父亲的病情，说这种名叫癌症的疾病，目前医学上还无法治愈。母亲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爸知道吧。”我现在还能记得，母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了父亲这一切，躺在床上一直忍受着疼痛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说了句：“走！回家！不看病了！”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

　　这些年来，我一直后悔，当时自己没有钱，没有把父亲留住。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这些年，我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的遗憾。
　　这一辈子，我要倾尽我的所有，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其实，决定来到南方时，和父亲告别的那一次，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以后所有关于父亲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转述的。
　　听妹妹说，那天，老家下雨了，雨很大，父亲艰难地爬起身，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在院子里滑了一跤，胳膊被摔断了。父亲爬起身，左手捏着右臂，感觉小臂完全与胳膊脱离，只连着一圈皮肉。妹妹也看到了，她赶忙跑得父亲身边，要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说：“算了，等死的人，断就断了吧，省得再花钱。”他疼得满头大汗，可就是坚持不去医院。

　　母亲也赶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景，她也没有了主意。妹妹哭着让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心疼钱，他知道只要进了医院，没有几千元就无法走出来。我们家那时候哪里有几千元啊！
　　妹妹没有办法，就去了村口打我的传呼，那时候我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数字传呼，但是，没有回应。按照时间推算，那时候我应该是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数字传呼放在了报社里，并且关机了。这个数字传呼以后还把我害惨了，让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妹妹找不到我，只好又打弟弟房东的电话，那时候弟弟初中毕业，在县城蹬三轮车，租住在一户人家，那户人家装有电话。那时候，刚好弟弟在家吃晚饭。弟弟听到父亲这种情况，就说：“无论如何都要送到医院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爸看病。”妹妹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
　　那天晚上，父亲躺在架子车里，妹妹在前面拉着，母亲在后面掀着，一步步在黑暗中走向镇医院。镇医院距离我家还有十几里，道路泥泞，她们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半夜的时候，她们才一身泥土出现在镇医院的门口。
　　全家三口人走在去镇医院路上的时候，十几岁的弟弟骑着三轮车从县城往家赶。那时候已经没有班车了，雇出租车，弟弟又没有那么多钱，那时候弟弟身上只有50元钱，这是弟弟所有的积蓄。刚刚下过雨的道路非常湿滑，弟弟好几次都差点滑到深沟里。快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从路边树林里冲出了几个人，他们打着手电筒，拦住了弟弟，弟弟害怕极了，还以为遇到了抢匪，那几个人把弟弟一把从三轮车上拽下来，然后要弟弟拿出营运证。在县城里跑三轮车拉人拉货，都需要办理营运证，缴纳营运费。弟弟苦苦哀求他们，说家中有病人等着，求他们快点放过自己。他们要弟弟缴纳罚款，一张口就是300元。弟弟说：“好我的叔叔呢，能看我这破车值不值300元。”他们不管，就要钱。后来，他们从弟弟身上搜走了仅有的50元，才放弟弟离开了。

　　弟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亮了。他没有喝一口水，又跑到医院里看望父亲。
　　那些天里，所有人都联系不到我，弟弟变卖家中所有的东西，给父亲治病。十几岁的弟弟一下子长大成人了。
　　这些年来，只要一写到父亲，只要一想到父亲，我就流下眼泪。此刻，我已经说不出什么，写不出什么，只有眼泪流下来……

阿呆

肉瘤临走的时候，把那几只恶犬放脱了。那几只恶犬就像坦克一样，在院子里轰隆隆地驶来驶去，血红的眼睛就像探照灯，它照到的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从长发身边离开，我回到房间里，看到同房间的四个人都木然地坐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尊泥塑。勺子又从床铺下翻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两粒药丸，一仰脖吞了下去。我感到好奇，就问：“你感冒了？”
　　“没有。”
　　“那你咋吃药？”

　　勺子笑了，他说：“一月卖血十五六次，不吃药哪里有那么多血卖。”他摊开手中的瓶子，我看到瓶子上印着“硫酸亚铁”几个字。下面的说明是：“本品为铁元素补充剂。铁作为造血原料促进血红蛋白合成及红细胞成熟。”我恍然大悟。国家有关条文规定，每六个月才能卖血一次，而这里的很多人每两天卖血一次，而他们的血则依靠药品来“催血”。
　　“今晚要出大事了。”一直闷头抽烟的那个人说，“他们都拿着枪和刀出去了，我估计要有人命案。”
　　院子外是黑蒙蒙的天空，天空中响起了闷雷，偶尔会有一道闪电撕裂了遥远的天幕，像树枝一样悬挂在天边，又一闪即逝。要下大雨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院子里，看不清他的容貌，只能看到他粗壮的身材，他喊着我的号码，让我赶快到厨房去。
　　走出房间，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厨房。乡村没有饭店，肉瘤们出门打架了，回来后肯定会很饿，我得和厨师们给他们准备晚饭。我看到老哥也在厨房，他正从三轮车上抱起一捆猪肉，放在案板上。狗日的血头和打手，平时难得在厨房吃一顿饭，要吃就要吃猪肉，而我自从来到这里，还没有吃过一次肉。血奴们也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次肉。
　　老哥卸完车上的食品，就蹲在房檐前抽烟，火光一明一暗，照着他一张愁苦的脸。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走近老哥，递给了他一根烟。我悄声说：“老哥，带我出去。”
　　老哥惊讶地抬头看着我，不置可否。
　　我说：“老哥，你看，是这么回事情。我家里有父亲卧病在床，不知道生死，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回去晚了，我担心见不上一面。”
　　老哥沉默了，他大口大口抽着烟，突然抬起头说：“中。”
　　我走进厨房里，厨师头喊：“灶膛烧红了，快点把炭添上。”我拿起炭锨，向里面扔了两锨潮湿的炭沫，默默祈祷着，这是我在这里扔的最后两铁锨煤炭。
　　老哥起身了，他慢悠悠地走向院门。一只恶犬跑过来，用鼻子亲昵地蹭着他的裤管，老哥手中像变戏法一样，多了一块骨头，扔在了地上，恶犬摇着尾巴，把骨头叼在嘴上。其余的几只恶犬看到了，也欢欢喜喜地跑过来，老哥又把几块骨头扔到地上，它们舒服地哼哼着，讨好地摇着尾巴，老哥在黑暗中向我招招手。
　　我顺着墙角溜到了老哥身边，一只恶犬发现了我，呜呜叫着扑过来，黑暗中它的牙齿像匕首一样亮光闪闪，我吓坏了。老哥低声喊了一句什么，它立刻温顺了，继续锲而不舍地啃它的骨头。其他恶犬只抬头看看我，也将兴趣转移在了爪下的骨头上。
　　我坐上了老哥的三轮车，老哥一路蹬得飞快，耳边风声呼呼刮过，有零星的雨点落在脸上，冰凉冰凉。黑暗中，我听到了老哥粗重的呼吸声，我说：“老哥，换一下，我拉你。”

　　老哥说：“你蹬不了，这和自行车不一样。”
　　一直骑出了很远，看不到那座院子的灯光，老哥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小路，这才放慢了速度，说：“暂时没事了。”
　　我看着黑暗中的老哥背影，说出了自己一路上的疑惑：“老哥，为什么恶犬不咬你？”
　　老哥悠悠地说：“狗比人好，比人懂事，它知道报恩。我每回送肉的时候，卖肉摊主都会把肉和骨头分离。骨头本来是要扔掉的，我不让他们扔，带回给这些狗吃。你看，它们见了我有多亲。”
　　一道闪电，像刀光一样划破了天空，照得四野一片惨白，接着，雷声隆隆响起，像巨大的铁球滚过遥远的天边。雨声突然密集起来，像千军万马在衔枚疾行，雨点砸在背上，疼痛蔓延全身。借着电光，老哥看到旁边有一颗大树，就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大树下，我们藏在树洞里躲雨。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借着闪电，我看到荒原上的野草，像波浪一样翻卷着，又像被梳子梳过一样，整齐地排列着。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在野外度过雨夜，乡间的雨夜充满了传奇和精彩，似乎闪电和雷鸣唤醒了每一个幽灵，千山万壑都在发出共鸣，千万种草木都在发出啸声，那种情景很像多年前大型舞剧《东方红》序幕的场景。
　　突然，一道闪电，打在了树上，也打在我们身上，将我们高高抛起，又轻轻摔下，摔在了几丈远的地方。我惊魂未定，睁开眼睛，看到一绺树皮，从树顶到树根，被揭了下来，扔在我们身边。树身上的那一绺惨白，像一柄蛇形剑，在黑暗中熠熠闪光。
　　“哎呀呀，树里面有蛇精啊。”老哥跪在地上拜了两拜，“闪电救了我们的命。”
　　我懵懵不懂地看着他。
　　“大蛇成精后，没处藏身，就藏在了老树里面，老树的中间都是空的。蛇精不用出来，每天都能吃饱。老树会有很多鸟落下来，还会有很多老鼠田鼠松鼠跑进去。这些就够蛇精吃了。” 老哥一本正经地说，“蛇精死不了，除非让雷电击死。这棵树里有蛇精。”
　　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老哥的话是封建迷信，直到几年后与一位大学教授交谈，我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打雷闪电时，不能站在大树下躲雨，否则会被雷击击伤击死。尖尖的树顶会成为招惹雷电的目标。那天晚上，我们躲藏在了树洞里，被大蛇发现，大蛇蜿蜒而下，想把我们作为美餐。突然，闪电来了，击打在大蛇身上，强大的电流也将我们轰出了几丈远。大蛇死了，而我们却安全了。

　　那天晚上，我正暗自庆幸躲过一劫，突然看到了远处有灯光闪烁，还有汽车的引擎声隐约传来。坏了！一定是肉瘤他们打架回来了。怎么办？
　　老哥的手掌一直在额头上抹来抹去，不知道是抹汗珠，还是在抹雨滴。他也没有了主意。汽车速度很快，眨眼间就来到了跟前，雪亮的灯光打在了我们身上，从车上跳下了几个人……

阿呆

　我在厨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给厨师当下手，剥葱剥蒜，劈柴端炭，日子过得很清闲。然而，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夏天快要到了，我也该走了。我要写稿赚钱，要打电话给家里，而这么长时间里，我已经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
　　经常来给厨房送菜的是那个三轮车夫，就是那晚接我来的那个三轮车夫，他性情憨厚，见人不说话先微笑，神情显得很谦卑。他一个人供养两个孩子读书，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而妻子几年前患病去世了。他每天很早起床，蹬着这辆破三轮车，到处揽活，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即使这样，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也来卖血。现在，全国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了孩子的学费负担，没有了各种税费，他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吧。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不知道三轮车夫的名字，每次都是喊他老哥，老哥是北方人对自己所尊敬人的通用称呼。
　　老哥一生受过很多苦，出生在官方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后期，因为养不活他，被父母扔在了野外，后来又被一个过路人捡拾了，这个人又将老哥送给自己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亲戚，老哥就一直在这个亲戚家长大。所幸的是，老哥来到那个亲戚家的当年秋天，粮食就获得丰收，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
　　然而，接着文革就开始了，农民们兴修梯田，广种薄收，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检举揭发，斗争批判，学习文件，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沿。老哥说，那时候的苦日子漫漫无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农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饭。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老哥说，那时候的农民干劲十足，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了余粮，他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然后，日子越来越好，家中盖了房子，孩子上了学……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老哥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只想平安活着，只想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很知足。
　　我紧锣密鼓地筹划怎么从这里逃出去。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着，父亲身体怎么样了？母亲身体好吗？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没有了我，这个家就彻底垮了。我必须活着，而且要像多年后的许三多那样，好好活着。
　　那一天，我决定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长发，我要告诉他，家中这几年来发生的一切，告诉他我急需见到家人，请求他帮助我逃离这里。我在这里忧心如焚。
　　然而，长发会答应我吗？我还没有支付血霸买我的那500元钱，我这些天的食宿费用还没有支付，我身上现在只有100元钱，在我临出门暗访的时候，这100元被缝在衣服里，那是我在极度危机状况下的救命钱。

　　那一天，我在厨房里帮工，一直盼望着长发会出现，这个我不知道底细的青年，是我现在唯一的依靠。然而，中午过去了，长发没有出现；下午过去了，长发还没有出现；一直到黄昏来临，我才看到了长发，他是被三轮车送回来的，他躺在三轮车狭窄的车厢里，像一摊泥，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长发浑身是血，似乎披着一张红色的床单。
　　一名打手告诉我们说，长发那天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场战役，为了争夺血奴。长发被对方的钩镰枪砍伤了，仍然浴血奋战，他们几个人身上也都带着伤。对方人多，他们大败而归。他们不敢住在医院，害怕对方寻仇，就只能回到这座院子里。
　　我擦着长发身上的血渍，心中充满了忧伤。尽管我此前已经预感到了血霸血头们会寻仇厮杀，会像一群蚂蚁和另一群蚂蚁一样打来打去，但是我没有想到受到伤害的是长发。长发是这群流氓中少有的好人。
　　夜晚来临了，医生也来了，是镇子上一个开药店的中年男子，他背着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具箱，挽着裤管，一个裤脚低，一个裤脚高，看起来风尘仆仆，好像刚刚从田地里回来，放下锄把，就拿起了药箱。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村子里的赤脚医生，依靠止疼片和红药水，在江湖上混迹多年，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江山。至今，他还是使用止疼片和红药水的顶尖高手，不管是肚子疼，还是肩膀疼，不论是外伤，还是内伤，只要喝了他的止疼片，立刻见效，在这里，在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眼中，他是华佗再世，李时珍重生。

　　打开箱子，他又拿出了他的止疼片，给长发灌下去；又拿出他的红药水，涂在长发的伤口上，长发被药水螫得呲牙咧嘴，但是他忍着不吭一声。红药水有消炎作用，对伤口确实有好处。
　　然后，肉瘤来了，他拿着一管猎枪，杀气腾腾，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打手，他们手中要么拿着砍刀，要么拿着铁管，一个个凶神恶煞。让人望而生畏。
　　“把那些狗日的灭了。”肉瘤说。然后，他带着打手们出门了，他们坐在一辆轰隆隆作响的柴油车上，驶向茫茫的黑暗里。

阿呆

早在几年前，一股叫做传销的歪风就席卷而来，它的波及面之广，祸害之深，连这样的山村也不能幸免。
　　传销的基本功就是煽动，让煽动达到洗脑的目的。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是真理。就像现在和我们挨着的某一个小国一样，整天进行的是愚昧教育，让老百姓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某一个人给予的，某一个人是太阳，尽管他们生活得并不幸福，但是他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尽管刚开始没有人相信这些混账话，但是不断地说不断地听就都相信了。这就是可怕的洗脑。

　　传销与此同理。
　　血霸看到了传销的可怕功力，他就活学活用，把传销的技巧也用在卖血中。他想让血奴们知道，人的血液源源不断，不卖就不能得到血液的更新。每月抽血几次，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相反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卖血是本世纪的阳光职业，国外很多人都选择这种职业。
　　我想起了那个小国家的宣传，他们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难，每年都会饿死很多人。他们的国民就相信了。不相信也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参考。
　　血奴们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参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了解不到这些科学知识，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传授真正的科学知识。
　　我讲第一堂课是在这个院子里，那天几乎所有的血奴都来了。血霸没有来，他可能有别的事情做。听血奴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个情人，他经常会开着他的高档车去城里过夜。血头肉瘤也来了，他端了个凳子坐在院门口，叉开双腿，一副老大的派头。
　　面对着这些坠入黑暗中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最想说的是AI滋病。这才是血奴们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
　　我说，有一种疾病，它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如果血液里感染了这种病菌，人就只能面临死亡，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感染者，多则十几年，少则几个月，就会死去。而卖血，也最容易感染这种病菌。
　　此前，我曾采访过两例AI滋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消瘦的身体，他们坐在我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吐痰，浓浓的痰液中，夹杂着血块。时隔两个月后，当我再回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死亡了。
　　我说起了那两个AI滋病患者的惨状，说起了他们的凄苦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我说，那两个人也是卖血的。

　　血奴们一阵骚动，有人发出啊呀的惊叹。肉瘤把凳子向人群的方向挪动了几步，他很好奇，也想听下去。
　　我说，卖血的人之所以传染了AI滋病，关键在于使用了不洁针头。当前一个人的血液中有了AI滋病菌，针头接触了他的血液，再刺入你的血管中，你的血液中也会被传染这种病毒。这时候，这个针头刺入多少人的身体里，就有多少人会被传染上AI滋病。
　　人群静悄悄地，我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我说，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求护士必须用还没有拆开包装的针头针管来接触你的身体，否则，就不与护士合作。
　　肉瘤听到了我的话，他站在人群外大声喊：“放屁，放屁，哪里有这种事情。”

　　我知道自己此时绝对不能退却，我必须顶住，让所有人相信我没有说谎，我说的是真话。我也大声说：“我家在河南，周围就是那个有名的AI滋村，我们那里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传染上了这种病。”
　　啊呀，人群又发出一阵惊叹。
　　“放屁，放屁。”肉瘤气急败坏，想挤进人群里，向我动粗，可是他挤不进来。人群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像一面厚厚的墙壁。
　　“必须保住大家的性命。”我继续说，“如果不断有人死亡，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肉瘤不再挤了，他像泄气的皮球，瘫坐在那张凳子上。
　　“秀才啊，秀才。”很多人感激地叫着我。很多地方的人，都把有文化的人尊称为秀才。
　　肉瘤那天没有打骂我，事后我才知道，他得到了长发的解释。长发说我是老师，知道很多。长发还说，重复使用针头确实很容易传染AI滋病。
　　第二天下午，我听同房间那个总喜欢搓着身体上的垢甲的血奴说，当天卖血的时候，很多人要求更换针头，致使卖血一度中断。后来，别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着他们学，也要求更换针头，让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难堪。
　　此后，这家血站开始了一人一针，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了AI滋病，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将这种可怕病菌的传播降到最低。
　　我几乎无时无刻地想着怎么逃走，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条方案，但不久又将这些方案一一放弃。我知道，没有知情人的帮助，我很难逃出去。而能够帮助我的最合适的人，就是长发了。
　　然而，长发会不会帮我？

阿呆

勺子走进去了，我看到他坐在了一张凳子上，那张凳子异常古老，已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光滑闪亮。他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臂青筋暴露，像蚯蚓一样。他的手肘下是护垫，护垫里塞着坚硬的棉花，护垫因为和无数的手肘亲密接触，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像一块还没有来得及清洗的尿布。
　　我跟着勺子走了进去，我就站在勺子的后面，我看到了护士身边坐着的血霸，他正悠闲的抽着烟，微微眯缝着眼睛，桌子边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盒中华牌香烟。那时候，这两样东西最能代表身份。在我之前，我们那座小县城里还有一个人出去当记者了，他是县委一个部门的合同工。有一天，他回来了，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梳着那个时候的“领导头”，头发统一梳向后面，露出耳朵。他走进县委大院的时候摇摇晃晃，俾睨四方，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一盒中华烟。后来在我也做了记者后，才知道他在一个地市级小报里做业务员。

　　这个血霸不是此前我看到的那个血霸，这个血霸比那个血霸苍老，他们都同样地脸型瘦削，但看起来他比那个更阴险。他的眼光很毒辣，落在你的身上，像剔骨刀一样，将你的骨头磨得窸窣作响。流氓就是流氓，尤其是那些老流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露出本色。
　　护士拿起针管，没有做什么准备，就将针头刺进了勺子的血管里，勺子的背影似乎抖动了一下，又变得沉默了。一股血液，像蛇一样顺着针管，飞快地流进桌子旁边的塑料包里，塑料包放在磅秤上，突然奔涌而出的血液打在毫无准备的磅秤上，让磅秤的指针突然沉下，又向上回复。秤盘也开始摇晃起来。勺子的耳根突然颤抖了一下，他一定很疼痛。
　　勺子抽完血，站立起来，用棉签压着血管上的针眼，向外走去。轮到我了，我只要跨出这一步，只要坐在那张古老的凳子上，我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羔羊一样，连叫一声的机会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捅进脖子里。
　　就在勺子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突然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我闭着眼睛，浑身哆嗦，就像受到了极度寒冷一样。我感觉到勺子俯下身抱着我，一声一声着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感觉到血霸也站了起来，他气急败坏，大声叫骂。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焦急地向房内张望，很多双手抱起了我，在我的胸口拍拍打打。我听见护士镇定地说：“晕血，没事的。”

　　我不是晕血。我从小就一直胆子很大，我爬上过五六十米的烟囱顶上，那个烟囱几十年都没有人上去过，我以后回想起来才感觉到害怕；我还一个人走过几十里夜路，乡村的夜路经常有狼鬼出没。我从没有害怕过。小时候和人打架，被人打得满脸是血，我也没有害怕过。
　　我是装的。
　　我憋着气，憋得非常难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才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吸气，我消瘦的胸腔上，肋骨根根凸起，像琴键一样，而此刻的我就是一架风琴，充满了忧伤和无奈。
　　血霸走出来了，他穿着皮鞋，他狠狠地踢着我，叫骂着，我一边躲闪着他残酷的皮鞋，一边解释着。长发从人群中走出来了，他用当地方言向血霸说着什么，血霸停止了咆哮，气呼呼地甩打着刚才因为踢我而沾上尘土的裤脚。
　　长发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我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地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长发心存感激。
　　那天回来后，我一直坐在房间里，没有吃饭，也没有人叫我吃饭。没有卖血，我感觉对长发充满了愧疚。然而，如果卖血了，我可能就会感染上某些病菌。听说经常卖血的人，像吸毒一样也会上瘾，几天不卖血就会难受。卖血也像卖淫一样，让人变得懒惰，明知道卖血是在透支生命，但是想着这种不用劳动就能获取钞票的生活，仍然心甘情愿去卖。

　　我想离开，然而在这里路径不熟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我想，也许长发能够帮忙。
　　我正想着长发，长发就出现了。他来到了门口，和血霸一样不愿意走进来。这间房屋太脏了。我知趣地走出去，像做错了事情一样看着长发，又惶惶不安地低下头。长发还是早晨那句话：“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
　　我不言语。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轮奸的少女，稍有反抗就遭到了轮奸者的责怪。但是，我知道长发和血霸他们不一样，长发身上还有尚未泯灭的人性。
　　长发说：“我给老大说了，你以后就在厨房做饭吧。有需要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讲课，你是老师，会讲好的。”
　　我强压着心头的狂喜。直到长发走远了，我才几步跨进房间里，蒙着被子大笑。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然而，血奴们还要听什么课？我不懂。

阿呆

三轮车夫把我拉到村庄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在村庄最外边的一户人家里，我见到了新的血头，一个浑身干巴，没有几两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阴冷阴冷，像毒蛇的目光，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肤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样，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事前，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这个人尽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他非常阴毒，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一言不合，就敢把尖刀刺入对方的身体里，这些年，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让人毛骨悚然。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更有战斗力。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木乃伊。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打扫了。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路灯光照耀在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上，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神情木然，一动不动。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进去了，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助着门外的路灯光，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他们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着鼾声，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声音隆隆；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断断续续。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你捂着我的嘴巴，我抓着你的裤裆。

　　我刚刚躺下去，突然就看到两只蟑螂从铺盖卷下爬出来，慌手慌脚地爬向墙角。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见到了那几只满眼血红的恶犬一样。这间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蟑螂，一定有很多昆虫，此刻它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准备在我熟睡了以后，爬上我的身体，爬上我的脸颊……
　　我一直喜欢干净，然而，自从做了暗访后，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肮脏起来。只有让自己的身体肮脏起来，我的心中才没有了恐惧。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依然难以入睡。我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座省城，和拾荒者和小偷们睡在一张通铺上的情景，回想起睡在帮主窨井里的情景，回想起逃离丐帮的凶险情景，回想起小兰被杀害后的情景，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墙边捂着脸的情景……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贫困山村中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肯定也没有睡，癌症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此刻正在折磨着父亲；我又想起了母亲，母亲肯定也没有睡，她站立在父亲的身边，暗自垂泪……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告诫自己，再苦再累，再脏再怕，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还清为父亲治病所欠的几万元外债，我还要支付父亲现在每天几十元的医药费用，我要治好父亲的病，让父母生活好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喊声：“起来起来，他妈的，快点！”屋子里有两个人起床了，他们摸索着穿好了衣服，另外两个人依然鼾声大作地熟睡，我知道，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样，这些血奴会在村口集合，然后坐着大卡车，去到某一个采血点去卖血。可是，另外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呢？
　　血奴们离开后，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我朦朦胧胧中睡着了，睡梦中，蟑螂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想呼喊，可是喊不出来，嘴巴里也是蠕动的蟑螂，它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咔嚓作响……突然，我感到脚上一阵钝疼，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的人站在脚边，面目狰狞，他正用穿着皮鞋的脚踢着我裸露的脚脖，他盛气凌人地喊道：“快点起来，老子带你办理身份证。”
　　10年前的流氓，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人们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都躲得远远的。而10年后的今天，长头发是艺术家的标志，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他们的特征变成了纹身。
　　我站了起来，走到水龙头边，用冷水刷牙洗脸，长发看着我，给另一个小流氓说：“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
　　长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教师。”

　　长发怀疑地说：“教师？就你这样子？教师还卖血？骗鬼去吧。”
　　我说：“我是小学民办教师，穷得叮当响，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哦——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当教师能有几个钱？”
　　在此前此后的多次暗访中，我都冒充民办教师，很多地方的人叫代课教师，我一说自己是民办教师，就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了，乞丐们没有怀疑，血头们也没有怀疑，可见，10年前的小学民办教师，确实是世间最贫穷的人，比不上乞丐，也比不上血奴。他们用他们孱弱的身躯，支撑着中国边远山区的教育大厦，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他们却被忽视，被遗忘，被遗弃，被嘲弄，被践踏，他们也是受到最不平等待遇的一群人。这些年来，谁都知道，教育局长是一个肥缺，但谁都知道，乡村的教师还是一群贫穷的人，尤其是民办教师。这是俗语所说的“穷庙富方丈”。我曾采访过很多民办教师，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面对着他们，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我的小学教育就是由几个民办教师教授完成学业的，至今，他们还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拿着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资，教授着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孩子。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我还在乡村，我的这些启蒙老师们，现在也会教授我的孩子。
　　这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这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

阿呆

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这幢三层楼房下，光头走了进来，凶恶地对我说：“收拾东西，快点滚蛋。”
　　我不明就里，机械地收拾好铺盖卷儿，还有博尔赫斯，将它家在铺盖中间。在以后漫长的恐怖的日子里，博尔赫斯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一边品味着人世间最丰盛的精神大餐，一边体味着人世间最恐怖的血奴生活。
　　跟着光头，我走到了楼下，三头恶犬依然在发出愤怒的低吼，黑白夹杂的短髭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也许他仅仅是这幢楼房的房主，也许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种身份的人，我直到离开这个群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把铺盖卷儿放上车厢，刚准备登上去，光头又在大喝：“伙食费住宿费结算了，20元钱。”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样肥厚的手。
　　我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晚上，吃了两餐饭，就要支付20元钱。这是在遥远的偏僻的乡下，这里的床铺都是床板搭就的，一躺上去就不堪重负似地吱吱响，硌得人浑身疼痛；这两餐饭都没有吃饱，除了白菜萝卜，还是白菜萝卜，这样的饭菜连楼下那三只恶犬也不吃，而现在，我还要支付20元的食宿费。
　　然而，在这里，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忍受他们的摆布。我掏出20元递给了光头。
　　登上了三轮车，我异常惶恐，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往哪里。但是，他们绝对是不会让我离开的。乡间道路凹凸不平，我双手抓着栏杆，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四周一片黑暗，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还传来狗的叫声，声音时有时无，时断时续，显得模糊而不真实。三轮车路过了一块坟地，那些青石做成的墓碑，在这样的夜晚里，散发着冷冷的光泽。鬼火在坟地间跳跃，忽上忽下，忽前忽后。三轮车夫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弯着腰，也听不到他的喘息声，我突然后背发凉，身上毛发根根竖起，抓着栏杆的手心全是汗水，莫非这个三轮车夫就是一个鬼，他为什么会拉着我来到这里，来到这片乱坟岗？他想做什么？

　　月亮升起来了，融融的月光像海王牛初乳一样，让四周显得朦胧而混沌。我睁大眼睛辨别着周围的树木、田地，还有似乎总也走不到边的坟地。突然，坟地里站起了一个身影，很单薄，像坟茔上树立的纸扎，又像是麦田间站立的稻草人，长发披拂，
　　没有眼睛，只有两个深深的黑洞。“啊——”她长声嘶叫着，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破了隆隆的天幕，又像受惊的鸽子一样，飞向远方。
　　我大叫一声，从三轮车上掉了下来。
　　我躺在地上，惊魂未定，突然听到三轮车夫的喊声：“滚开，再不走就剥了你的皮。”
　　原来，三轮车夫是一个真正的三轮车夫，他会说话，他不是鬼。而那个长发披拂的女子，也不是鬼，她只是附近村庄的女疯子。我站起身来，看到女疯子呀呀叫着，向远方跑去，跑成了一阵风。

　　我们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出了乱坟岗，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我说，歇歇吧。他说，歇歇吧。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替他点燃，他用手指拍拍我的手背，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坐在了草地上，慢悠悠地吸着香烟，看着悬挂着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的天空，远处的村庄一片静默，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孤岛，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芳香，很细很细，绵绵不绝，这种气味让人沉迷。此后，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样的芳草气味。
　　而此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夜晚。这样的夜晚只有农村才有，而现在的农村，土地被卖给了工厂，田园生活已经被彻底打破，曾经的青山绿水被工业污染所代替，我们只能在老照片和传说中寻找田园牧歌的背影。
　　美丽的乡间夜晚，现在只是传说。

阿呆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认识了AI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了有一个卖血的村庄叫做文楼村，这个村庄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它是有名的AI滋病“重灾区”。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感染了AI滋病，而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村头村尾几家人同时出殡的场景在这个村子里并不罕见。在这里，AI滋病夺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下了一座座孤立的房子。
　　它本来只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为什么会成为AI滋村？罪魁祸首就是卖血。1995年前，一些单位在少数贫困农村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非法采集原料血浆，违规操作造成交叉感染，使文楼村成了AI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重灾区”。据一份河南省卫生厅的统计资料显示，全村共有有偿供血者1427人，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者431人。
　　而所谓的有偿献血着，就是卖血，就是血奴。
　　几年后，我听一位同事说起了自己当初采访AI滋村的情景，他是中国第一批走进这个村庄采访的记者之一，他说，当地部门一直在跟踪他，不让这个惊天秘密被外界披露。他在墙上看到了一些标语，大意是说：要想富，卖血去。而他采访过的一些病人，在他离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那时候卖血是一幅什么场景？一个针头插入第一个人的血管里，抽完血液后，拔出来，又插入第二个人的血管里……这样一直用着，直到针头弯了，钝了，再也不能穿透皮肤，才会扔掉。如果第一个人有血液疾病，会一直传染给后面所有的人。这就叫交叉感染。
　　这位一直采访AI滋病人的同事还向我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地部门实在无法捂住这个惊天秘密，这件事情被高层知道后，有一天，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了河南郑州，住在一家宾馆里，要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们逐一面谈。每个人走进去，房门就会被关上，里面的人面对中国铁娘子诚惶诚恐，外面等待面谈的人汗如雨下，那天，谈话结束后，吴仪连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过了不久，就有一些官员被就地免职，当地官场引发了大地震。中国AI滋病也第一次对外界公开。

　　几年后，我采访高耀洁和桂希恩的时候，他们都表示，AI滋病的重灾区都在农村。如果说AI滋病在非洲是以滥交传播，那么在中国，主要是以卖血传播。而传播对象，都是这些贫困无依想卖血赚钱的农民。
　　为了区区几百元，他们卖血，最终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从前有一个女孩，为了营救陷入沼泽中的丹顶鹤，献出了性命。有人为她写了一首歌曲，被代代传唱。从前，有一群农民，为了供孩子上学，为了给老人治病，去卖血，结果感染了AI滋病，他们死亡了，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我曾经多次献血过，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的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血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算算这个血霸一月收入多少？绝对是天文数字。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只狗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起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道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阿呆

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
　　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窗上安装着玻璃，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XX血站”的牌子，我问了身边一个人，他说，XX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

　　这时候，天空才刚刚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的山峰和树林飘渺而模糊，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张剪纸，显得很不真实。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这些头发杂乱胡子麻茬的人，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不是来自农村，谁会来到这里卖血？

　　在这个时间里，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然而，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群闹嚷嚷地，拥挤着，推搡着，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奇怪的是，这群人中还有女子，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显得特别抢眼。她们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人。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接着，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了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强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AI滋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0”，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漫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老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走在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阿呆

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个光头就是血头。而血头充其量只能算血奴群落里的小喽啰，血头的上面还有人。
　　那个自称老大的河南人名叫杜斌。他说的一点没错，他就是老大，因为这个卖血群落里有很多“帮会组织”，都是以老乡为纽带划分的，比如江西帮、安徽帮、湖北帮等等，来自河南的只有他一个，他自然就是河南帮的老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危险，将会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中。窗外，蛐蛐声竞相响起，一声一声，声声相连，间或还有青蛙浑浊而嘹亮的鸣叫，像波浪一样冲击着我，而我是漂浮在波浪中的小船，被冲击着，协裹着，不知道将要冲上浅滩，还是撞上礁石。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突然响起了争吵声，两个男人，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粗壮，一个声音像竹竿一样柔韧，一个声音像树桩一样敦实。他们都在用我难以听懂的方言。接着，门外又响起了叫好声，有杂沓而轻快的脚步声涌过来，很多个不同的声音在喊：“打呀，快点打呀。”声音充满了焦急和幸灾乐祸。
　　然后，就响起了手掌与脸的撞击声，清脆而嘹亮，人群轰然叫好，有人兴奋地鼓起掌来。又一声手掌打在脸上的声音，浑浊而迟钝，估计是挨打者在还击。更多的人在齐声欢呼。然后，门外响起了喘息声、哎呀喊疼声、愤怒叫骂声、身体与床板碰撞声……还有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我想下床看看，可是没有去，我知道此刻门外的楼道上一定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不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些无聊的人为什么以打架和看人打架为乐。光头一直没有出现，他不让人乱窜房间，为什么又不制止打架？为什么对打架和围观打架听之任之？

　　门外的打架还在继续，但是节奏明显减缓下来，只有喘着粗气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骂，偶尔才有一声拳脚与肉体相撞的声音，但声音弱小，显得绵软无力。这么短的时间里，两人都打得气喘吁吁，两败俱伤，我估计门外打架的应该是两个50多岁的老人，这么大年龄还这样肝火旺盛，实在是罪过。我好奇地爬起身，走到门外，借着照进楼道的月光，我看到两个打架的，居然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像正拉车上坡的老牛，曳长着脖子在喘气，胸脯像风箱一样剧烈起伏，他们脸色惨白，扭动着对方，都无法把对方摔倒，后来干脆都放开了手，一起坐在地上休养生息。

　　我想起了此前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时，见到了两个血奴，他们说卖血把自己身体掏空了，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现在看来，果真是这样，卖血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两个20岁的青年，像两个50岁的老人一样，打架迟缓，缺少力度和“美感”。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打架的两个人，是安徽帮和江西帮的帮主在决斗，他们彼此手下都有七八个人，彼此都想吞并对方，但是这两个身体亏空神经残疾行动迟缓的病夫，势均力敌，每次都会打得两败俱伤。
　　帮主的身体尚且是这样虚弱，那么，那些徒子徒孙们的身体，就可想而知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回到了家乡，家乡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很多汽车，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水果、馒头，还有一扇一扇的猪肉，拉进了村子里。父亲病好了，他和很多乡亲看着这满车满车的食品，开心地笑着……
　　突然，楼梯里响起了叫骂声，声音威严而急切：“他妈的，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到楼下集合上车。”我从梦中醒来了，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是在那个开遍鲜花的家乡，还是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有人走进来了，一把揭开了我身上的被子：“妈的，快点下去！”
　　我侧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个人铮亮的头皮，他是光头。
　　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微风吹过，树叶窸窣，像春蚕咀嚼桑叶，又像千军万马衔枚疾走，光线暗淡，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我摸索着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楼梯，一楼的那几只恶犬看不到了，不知被关在了哪里。
　　刚走出那幢大楼，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光头站在后面骂道：“这么慢，骑上猪了？”
　　我不敢吭声，跟着人群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大树下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在站立着，他们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
　　我登上卡车，卡车启动了，引擎声异常巨大，轰轰隆隆，像打土豪分田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有几声鸡鸣蓦然响起，又蓦然停止，像被突然冻住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估计现在才凌晨四点。这辆卡车，拉着这一车人，要去哪里？

阿呆

楼道里出现了一个光头，头皮铮亮发黑，就像生铁铸成。光头肌肉很发达，就连脸上也是肌肉饱绽。那时候还是春季，天气还不很热，而光头穿着一条坎肩，露出膀子，下身着短裤，小腿上毛发杂乱。光头大概刚刚睡醒，他边走边打呵欠，伸着懒腰，向上摆动着双臂，双臂上的肱二头肌像小老鼠一样乱窜。这种形象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镇关西和泼皮牛二。
　　光头穿过楼道，也穿过所有人敬畏的视线，走进了厨房里。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到他从碗橱里取出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径自拿起炒勺，在饭锅里挑挑拣拣，将自己喜欢的饭菜盛在搪瓷缸里，然后端着离开了。
　　一直到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这幢楼里唯独他的房间是有房门的。其余的人看到他进了房间，才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伸出手中的饭碗，厨师拿起饭勺，给每个饭碗里盛上饭菜，有人嫌少，不愿意离开，厨师就用饭勺狠狠地敲击他的饭碗，他只能撅着嘴巴低垂着头无奈离开。
　　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足有50岁，而最小的仅有十几岁。
　　我不知道他们是血奴还是传销。因为此前我暗访过传销，曾在一个传销窝点卧底一个礼拜，他们的组织方式和组成人员与这幢楼房里的人很相似，他们是一群乱糟糟的老鼠。
　　我和少年没有饭碗吃饭，只能看着别人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吞咽。终于，饭堂里没有人了，我走进去询问厨师，厨师从案板下翻出两个搪瓷碗，碗里残留着不知什么年代的饭渣，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变成了绿色。我们把搪瓷碗冲洗干净，将剩下的饭菜刮出来，放进搪瓷碗里，几丝红萝卜，几根咸菜，几片包菜，再有一小勺米饭。

　　我们端着饭碗走进自己的房间。
　　我吃不下去，我的眼前一直出现饭碗里那堆像大便一样的绿色东西，那是什么，那是谁留下来的，这个人有没有肝病或者别的什么传染病，我心中惶恐。而那个少年一直吃得很香，他埋头在饭碗里，等到再抬头的时候，嘴角沾着几颗米粒，而饭碗已经空了。
　　过了几分钟，从门外走进了一个20多岁的男子，大拇脚趾上挑着拖鞋，走路一摇一摆，就像一只寻窝下蛋的老母鸡。他走进了房间里，没有看我们一眼，叉开双腿，坐在了床板上。然后，他以一种老江湖的口吻问我们：“哎，过来，都是哪里人？”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我陪着笑，赶忙敬上了一颗烟。他用两根指头夹着，看了看香烟牌子，然后别在了耳朵上。在来这里之前，我为了冒充河南人，专门买了一盒四元五角的河南出产的红旗渠香烟，放在口袋里，以备打点各路“神仙”。
　　我说：“我是河南洛阳的。”
　　他认真地看了看我，又以江湖大佬的口吻说：“这里很多河南人，都听我的，你们以后就跟我混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是做什么的？”
　　他嘲弄地看着我：“做什么的？卖血呗。每天吃了饭什么都不干，就等着老大招呼，隔上几天就坐车去外面，卖了血分钱。”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惊心动魄。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吃喝，养足精神，然后卖血；卖血得来的钱，再买食品，再次吃喝，再次卖血。就这样周而复始，把自己当成了一架产血机器，生命不息，卖血不止。可是，人体的精血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吗？
　　我正在想着，门外又走进了一个人，他一进来就显得空间狭小，光线暗淡，是光头。

　　刚才还在大啦啦地叉开双腿坐在床上的这名男子，看到光头后赶紧站了起来，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挤出了笑容，顺手把我敬给他的香烟从耳朵上拿下来，双手捧着敬给光头。光头看也不看，将他的手打开，香烟掉在了地上，他不敢捡拾，尴尬地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光头说：“他妈的谁让你乱窜，老子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吓得连连作揖，嘴里赔罪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然后惶惶逃出。
　　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好笑，刚才还在口口声声自封老大，让我跟着他混的“江湖大佬”，在一个肌肉发达的人面前，就吓成了耗子。

阿呆

　我走进楼房，突然惊恐万状，一楼的过道上拴着三只身躯高大威风凛凛的恶犬，每只恶犬都有小牛犊那么大。它们吐着血红的舌头，圆睁着眼睛望着我，舌头上的唾液一滴滴落在地上。它们向前弓着身子，拴在脖子上的皮条几乎要被崩断了。它们嘴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声音就像闷雷一样在这幢楼房里回荡。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我对狗有了一些了解，那些长声嘶叫的狗往往色厉内荏，而这种闷声闷气的狗才是最厉害的，它们像狼一样，一张口就咬向咽喉。我不知道这幢楼房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只恶犬，难道楼上藏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很多天后，我才听一位血友说，这些狗每天都吃不饱，为的是随时保持杀气和攻击欲望。

　　黑白夹杂的短髭喊了一句什么，三只恶犬都退后了，让出了中间的过道。我胆战心惊地穿过去，跟着短髭走上楼梯。二楼的几间房门都打开着，每个房间里都有七八个无精打采的男人，他们有的躺在双层木板架子床上，有的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打哈欠，还有的围成一堆在玩扑克。我又跟着短髭走上三楼，三楼的人能少些，但是一个个看起来都神情萎靡，好像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短髭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指着一个木板床位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然后，独自离去。

　　房间里还有一个少年，他正坐在床板上望着窗外，看到我走进来了，只默然地看了一眼，又回头眺望远方。远方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然而，这间房屋的窗口钉着粗粗的铁条，就像监狱一样，少年只能透过铁条在远方的风景里神游。
　　少年的眼神很忧郁。
　　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里是不是传销的大本营？我想问少年，可是看到少年忧伤的神情，我又住口了。可能，他知道的并没有我知道的更多。
　　我铺好床位，发给了少年一根烟，少年双手接过去，然后猛吸一口，仰起头来，眯着眼睛，一副很陶醉的神情。烟雾一缕一缕地从他的鼻孔吐出来，他幸福地摊开四肢，喉结上下滚动。真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一个资深烟民。

　　少年说，他也是今天才来到这里，只比我早几个小时。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在捡拾垃圾的路上被两个男人带到了这里。
　　少年的老家在云南。
　　这幢大楼里一定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关上房门，却发现这些房间根本就没有门。
　　既然来到这里，就不管那么多，这些秘密以后都会慢慢揭晓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这里是丘陵地带，这幢大楼的附近还有几幢房子，再远处还有一座村庄，此刻，村道上还有模糊的人影和车影经过。阳光照射在窗外一棵不知名的大树上，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几只鸟隐藏在枝叶间竞相啼鸣，声音又脆又甜。和我暗访过的那个帮主居住的窨井不一样，这里是阳光照射的地方，这里人烟稠密，他们不会对这么多人下毒手，他们也没有剥夺我们生命的理由。

　　我躺在床上，从背包里拿出博尔赫斯的小说在看，这个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小说实在是对我们智力的挑战和考验，他的小说晦涩难懂，却又意境幽远，你只能像咀嚼橄榄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你才能读出其中的韵味，而且，你每读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每一次的收获都不一样。阅读他的书籍，就像拿着一个魔术中的方盒一样，每打开一层，就有一个发现；再打开，又有新的发现；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内核是什么，是什么宝藏。有人说，作家的书籍是给读者看，而博尔赫斯的书籍是给作家做。博尔赫斯是作家的老师。

　　看了还没有两页，楼下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喊：“开饭了。”
　　立刻，楼梯间想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兴奋的叫喊声。我和少年也走出房屋，来到了二楼，却发现二楼的楼道里站满了人，自觉地排成两行，在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他们的手中都拿着碗筷，只有我和少年的手中空空荡荡。
　　二楼最里间是厨房。
　　人群中一片吵杂声，说话声，叫骂声，像煮滚了一锅粘粥，又像刚刚打开了鸟笼，突然，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咳嗽，人群立刻变得静悄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阿呆

我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屋檐下等候了三天，血头终于出现了。
　　其实，在没有和血头对话前，我已经知道了他身份可疑。他每天都会在我的面前出现几次，来来去去，装着不经意地望我几眼，而每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就赶快闪开，装着若无其事地望着远方。他的穿着很普通，夹克衫黑西裤黑皮鞋，留着寸头，我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但从他的举止中看出来，他绝对是一个可疑人物。
　　他不找我谈话，我就一直装着没有发现他。
　　两天来，我们好像都在考验对方的耐心，看谁最先撑持不下去。第三天早晨，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蹲在了我的身边，向我要打火机点烟。我替他点着了香烟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后，问我为什么睡在火车站。我谎称来这里投奔老乡打工，但是老乡一直没有联系上。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我只有一个数字传呼。那时候的一个手机上千元钱，几乎等于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要积攒工资来还债。
　　他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来自河南。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他们吃苦耐劳，足迹遍及全国，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里，就有好几个来自河南的手艺人，他们在村庄里入赘做了女婿，我跟着他们也学会了河南话。
　　我接着说，来到南方好几天了，身上的钱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现在想买张车票，钱都不够了。他说：“给你介绍个工作，想不想去干？”我装着惊喜地说：“当然愿意。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他说，他开有工厂，工厂在距离这里上百里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很轻松，“几乎就是坐着收钱。”
　　“大哥是说做会计吧？”我装着不解地问，“我可不会算账啊。”

　　他笑了笑说：“和会计差不多，但不用你算账，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抽完了那根烟后，他就起身离开了，我背着蛇皮袋子，晃晃悠悠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往哪里，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隐约感觉到，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血头。
　　他买了两张车票，车票的价格80元。而80元的车票，在我出生的那个省里，足以从省城坐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这次，我又要和报社失去联系，而我去往的，是一个更加陌生更加遥远的地方。
　　那趟长途汽车一直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南方地势平坦，和北方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长途汽车行驶在南方的旷野上，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万顷碧波的水面上，轻快而平稳。透过车窗，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南方确实很富裕。北方的村庄都是低矮的房屋，而南方村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北方的乡村道路上行走的是牛车和马车，而南方则是疾速而过的小轿车。北方的村庄上空飘荡的是袅袅的炊烟，而南方则是工业烟囱冒出的烟雾。北方的麦田里是农民挥舞镰刀的汗涔涔的背影，南方的稻田里突突奔走着联合收割机。南方的农村比北方农村至少要先进50年。

　　四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属于和省会城市完全不同的地区。这里距离省会城市足有200多公里。
　　引领我的那名男子站立在一幢楼房门前，吆喝了一声什么，从里面出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他留着黑白夹杂的短髭，将我带进了这幢三层楼房里。
　　我将要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楼房里，开始自己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

阿呆

【第三章：暗访血奴群落】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疾病又发作了。
　　父亲是一名农民，为人老实，与人为善，他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吵架过，即使遇到不平和委屈，也默默地埋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低，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多年，一双袜子补了又补。他总是教育我：“做了能说出去的事情，再做；做了不能说出去的事情，不要做。”
　　父亲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性格淳朴，与世无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只想着儿女们能有出息，能过上好日子。父亲一生坎坷，小时候因为家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后来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算账。父亲是农村那种明事理、懂法规的长者。在北方农村，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当人们遇到难缠的难办的事情时，都会找他们出主意。这样的人在北方农村被称为“能行人”。

　　但是，“能行人”父亲一生贫困，他从来没有在食堂吃过一顿饭。北方农村把街道上的饭馆酒店统一叫食堂。他非常勤劳，省吃俭用，每天累得像一头老牛，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和那时候的所有农民一样，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而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
　　我们家的经济在我参加了工作后，才略微有些好转。当时我每月工资三四百元，每月给家中积攒100元，父亲用这100元买种子化肥农药，缴纳电费水费提留款，缴纳道路修建费教育附加费等等各种费用，这样一年下来，我积攒的钱都补贴家用了，而家中日子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农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努力劳动，还是忍受着贫穷？后来，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触目惊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农村景象，人们才了解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
　　就是在农民最苦最穷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将棉衣高高撑起，我问父亲脊背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病情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好，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当时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大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属于癌症。不过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说着说着就会流下眼泪。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嚎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天晚上，我会爬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借款，几万元的借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还不懂事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父亲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这个情景，每次想起来，就泪水盈眶。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过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我有些气愤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进饭馆吃饭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