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告诉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

阿呆

为了保护自己，妓女们有人练习起了女子防身术，据说可以一招毙命。更为搞笑的是，有人把武馆开在了这条街巷，武馆其实也就是一间小店铺，里面摆张桌椅，放着几根木棍和舞台上使用的，一抖就会仓啷啷作响的破铁片，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拳打江东猛虎，脚踢北海蛟龙”。印象中这好像是被燕青打死的那个任原所摆擂台的对联。小兰打电话告诉我这种情况时，我曾经去看过，看到了号称总教头的男子。说是总教头，其实就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子嘴上功夫好生了得，他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他说他的分馆开遍全国各大城市，有妓女出没的地方，就有他的武馆存在。古代是“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现在是“凡有卖淫之处，皆有小胡子武馆”。

　　小胡子正在向我吹嘘，走来了几个小流氓，小流氓们自学过几天拳脚，走在大街上都要横着膀子，看到不顺眼的就想上去打一架。小胡子的武馆开在了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又怎么能不滋事？馋猫枕咸鱼，别怪流口水。
　　小胡子落落大方地迎上去，双手抱拳，朗声说到：“青山八字开，绿水四面来，欢迎江湖上的朋友。”小流氓们说：“别来这一套，有什么本事使出来，老子今天就是踢摊子来了。”小胡子脸上露出难堪。
　　一个膀大腰圆的小流氓说：“老子和你过过招。”然后就蹲了一个马步。小胡子做出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踩着丁字步，摆出好像白鹤亮翅的招式。突然，身后另外一个小流氓踢了小胡子一脚，“去你妈的”，小胡子被摔了一个狗吃屎。
　　小胡子爬起来后叫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踢出那一脚的小流氓从门口捡起一个半截砖头，小胡子吓得哎呀呀跳下台阶，一路狂奔，像在躲避鞭子追打的耕牛，小胡子在后面紧追不舍……这种场景惹得街巷两边的人哄堂大笑。
　　这座城市的小流氓非常多，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看到外地人，就想方设法诈骗；诈骗不成，就变成明抢。火车站和这条街巷，是小流氓集中的地方。

　　和小雯和唐姐她们辛苦做生意赚取皮肉钱不同，小兰和这些小流氓走得最近，她走上了歪门邪道。

阿呆

小兰说，有一天，她正站在街边，面前悄没声息地驶来了一辆小轿车，车窗摇下，探出来一颗硕果累累的头颅，脸上和脖子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肉。那个头大如斗的胖子说：“妹子，上车说话。”
　　小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小兰选择客人的标准是，开着小轿车来的，不加拒绝；骑着摩托车的，多加提防；几个人来要一个妓女的，坚决不去。民工打扮的，不加拒绝；油头粉面的，多加提防；面目凶恶带着纹身的，坚决不去。
　　那天，大胖子将小兰带到了一家酒店事先开好的房间里，小兰从来没有进过这么高档的地方，他好奇而又恐惧，连沙发也不敢坐，担心坐塌了自己没有钱赔偿，看到大胖子坐下去了，她才敢小心地坐进沙发里。酒店里什么都是高档的，穿衣镜中的自己很漂亮，就是衣服显得陈旧，神情有些惶恐。酒店里的厕所很干净，比家乡的床铺都要干净。酒店的地面铺着毛毯，高跟鞋踩上去都没有声音。

　　大胖子不慌不忙，他让小兰先陪他洗澡。脱光了衣服的大胖子就像一头扒光了毛的猪，小时候小兰见过老家杀猪，人们先在猪的脖子上捅一刀，放干净猪血，然后把猪放进滚烫的开水锅里，扒光了猪毛，再嘴巴对着猪脖子上的放血刀口吹气，这样猪就像一个逐渐充气的皮球一样，四肢散开，肚腹鼓起，这时候再杀猪，刀锋所向，窸窣有声……

　　那天，小兰工作结束后，大胖子给了小兰一张崭新的100元，小兰压抑着满腔的喜悦接过了，准备放进口袋里。大胖子说：“看看真的假的？”小兰看了看，崭新笔挺，就说：“这么新的钱，当然是真的。”大胖子笑着说：“假的。”
　　小兰一楞，那张假钞掉在了床上，他不知道大胖子想耍什么花招。
　　大胖子从口袋里拿出另外一张有些陈旧的100元钱，递给她说：“这张是真的，你拿走。”
　　小兰收好钱，穿好衣服，想回去。今天赚了100元，她已经很高兴，这是她单次收入最高的一笔。大胖子叫住了小兰，他说：“以后我们合作，你会有很多钱。”
　　大胖子说，他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隐藏在一幢居民楼里，每次小兰拉客后，就把客人带到那个地方。客人脱了衣服后，小兰一定要把客人的衣服放在床边的沙发上。然后拉上隔挡的布帘，将沙发和床分隔开来，剩下的事情就由他们来做。
　　小兰说，只要对我有利，我能赚到钱，我就做。
　　大胖子说，我们给你提成20%。

　　小兰同意了。

阿呆

大胖子所说的那个地方距离小兰经常站街的那条街巷有10分钟的路程，要进入那个地方，需要在幽深的巷子里走好几个弯，每道弯的上面都没有标识，那个地方没有门牌号，进了一道残破的铁栅栏门就是一幢陈旧的居民楼，铁栅栏门经常上锁，只有妓女们和住在这里的人才知道，将手伸进去，向外一拉，栅栏门才会打开。那个地方位于居民楼的三楼，照样没有任何标志。

　　第一次，小兰来到这里的时候迷路了，走了很久才转了出去，可面前出现的是另外一条马路；第二次小兰还是迷路了，走出去后发现和上次是不同的路，这里有多少条路进入多少条路出去，小兰一直没有搞明白。这里是犯罪分子隐身和逃跑的绝佳地方。
　　好几次过后，小兰才从一条固定的路线走出去，那正是她拉客的地方。
　　此后，熟悉了路况的小兰站在经常站街的那个地方，等待着嫖客上前；如果有貌似嫖客的人经过，她也会喊一声“大哥留步”。小兰的态度很殷勤，表情很诚恳，一看就是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美少女。大胖子叮咛小兰，不要再找那些没有钱的农民工，要找那些穿着体面的人，他们的兜里有钱。此后的小兰看到农民工理也不理，她的眼光只落在那些穿着西装的人身上，有农民工走过来搭讪：“妹子，耍去？”小兰就说：“找你妈耍去啊！”她的回答像个良家妇女。10年前，这座城市的有钱人喜欢穿西装打领带，不像现在，穿西装的都是搞传销的业务员，气质很好，兜里没钱，却要强充大款。
小兰将那些穿西装的人引向“那个地方”，一路曲里拐弯，有的人胆怯了，不想去，小兰就说“快了快了，前面就是。”她娇嗔地抱着西装袖子，把自己的大奶子在袖子上左右摩擦，西装的精神防线崩溃了，就跟着她继续走。
　　来到了那个地方，小兰一定要西装先付钱，借着西装取放钱夹的机会，小兰看到了西装把钱夹放在什么地方，房间的另外一双眼睛也看到了。小兰殷勤地帮西装脱衣服，西装惬意地享受着。小兰把西装放在沙发上，拉上布帘，把人放在床上。为了安全，小兰让西装背对沙发，她不断地说话，引诱西装的思维；或者不断地大声呻吟着，掩盖此刻床下另外一场活动。

　　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后，小兰结束了工作，带着穿好了衣服的西装一起出去，在某一个岔路口，小兰借口和西装分开。西装乐滋滋地一个人向前走，走出了这个小巷，饿了，找到一家饭店吃饭，付款，拿出一张100元，假钞；换一张，还是假钞……

阿呆

就在小兰走进歌厅的那天晚上，小雯走进了诊所。
　　那天夜晚，圆滚滚的小雯穿着绿色衣服，站在街口，就像街口矗立着一尊邮筒。她眼巴巴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等待着会有生意来临。
　　她没有等到生意，却等到一辆警车。
　　那辆警车刚刚在拐角的地方出现，妓女群中就有人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立刻，就像狂风吹起遍地落叶，妓女们向四面八方逃避。小雯被
　　无数的高跟鞋和白皙的大腿卷裹着，卷裹进了一条小巷。在狭窄的小巷里，她肚子突然一阵绞痛，跌倒了。
　　人们都在躲避，没有人顾得上她，小雯岔开双腿坐在地上，感觉到有一股暖暖的水流，从下体流出来，洇湿了裤头。然后，一股钝疼覆盖

　　了全身。她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然而，那天夜晚的那辆警车只是路过这里，它呼啸着从巷口驶过，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外。小雯一直哭着，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
　　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血液？为什么会痛彻骨髓？
　　几名返回身的妓女看到这种情景，七手八脚地搀扶起小雯，将她送进了附近一间小诊所里。小诊所施八尺屏障，郎中人坐屏障中，一人，
　　一桌，一椅，一床，一柜，一听诊器而已。

　　当时，小雯没有想到，此后她会与这个江湖郎中有了那么多的故事。
　　妓女们都走了，小诊所里只剩下小雯和这名江湖郎中，一名40多岁的男医生。白大褂穿在他肥胖的中部隆起的身上，让他看起来不像一名
　　医生，倒像是一名劁猪的。几十年前走村窜乡给猪做绝育手术的人，也喜欢穿着白大褂。现在，这种职业已经绝迹了。
　　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诊所囊括了医院所有的科室，这个40多岁的男人将医院所有职务荟萃一身，他声称既可以给小孩根治尿床，还可以
　　治愈成年男子的阳痿早泄；他既可以让癌症患者起死回生，还能够给不育妇女再造福音。在所有城市的城中村，我们都能见到这样的小诊所。
　　10年前，那些打工者，年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患病也都会选择这样的诊所。这样的诊所尽管医术极差，但是，最关键的是收费低廉。

　　那些公立医院的高楼大厦，让囊中羞涩的打工者望而却步。
　　郎中查看了小雯两腿之间的血液说：“你流产了。”
　　那时候的小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她只是经常感到肚子鼓胀，她想，可以是自己吃胖了，“再也不能吃了，再吃就胖得难看了，没有客
　　人喜欢了。”从四川大凉山出来的小雯，她的性启蒙和性经历全部是嫖客和那个赌徒丈夫给予的，她只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她不知道那
　　种事情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小雯没有钱，她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赌徒。郎中说，从小雯一进来他就猜到了小雯是干什么的，如果没有钱，可以，但是小雯要做他的朋

　　友，他要小雯随叫随到。
　　阅人无数的小雯对男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洞若烛火，她知道他想要什么，她答应了。
　　小雯在郎中的诊所里睡了三天，这三天里诊所只来了三名病人，一名买止痛片的，一名买创可贴的，还有一名问了问自己的病情，然后转身离开的。小雯问郎中：“生意这么差，你靠什么生活？”郎中笑着说：“我一月只做两三单大生意就足够了。”
　　三天的朝夕相处，让小雯觉得这个比自己大了30岁的男人，确实是爱惜自己。夜晚，他睡在自己的身边，只是抚摸，并没有强迫她做不能做的事情。三天后的早晨，感觉轻松了许多的小雯说：“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打我的电话。”
　　长期生活在恐惧与痛苦中的小雯，一点点安慰和关怀就让她愿意以身相许，而身体也是她唯一的财富和报答的本钱。
　　回到家中，丈夫正在等着她，她还没有说一句话，就遭到劈头盖脸的打骂，这三天里，丈夫泡在一家藏身地下室的麻将馆里，身上最后的一角钱也输光了。
　　挨打过后，小雯拖着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站在了街上，等待着有人走过。
　　在和小雯交谈的过程中，她说，她曾经很多次幻想会有人带着她离开这里，永远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可是，那些男人完事后，把钱摔在她的身上，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没有人愿意带着她离去。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很绝情，她恨他们。
　　有时候，她幻想着回家后见不到丈夫，永远见不到丈夫，丈夫被人砍杀了，被人活埋了，可是他第一天不回来，第二天就会回来。她绝望了，她只能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天。
　　郎中的出现，让她长夜漫漫的天空出现了一缕亮光。

阿呆

就在小兰走进歌厅的那天晚上，小雯走进了诊所。
　　那天夜晚，圆滚滚的小雯穿着绿色衣服，站在街口，就像街口矗立着一尊邮筒。她眼巴巴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等待着会有生意来临。她没有等到生意，却等到一辆警车。
　　那辆警车刚刚在拐角的地方出现，妓女群中就有人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立刻，就像狂风吹起遍地落叶，妓女们向四面八方逃避。小雯被无数的高跟鞋和白皙的大腿卷裹着，卷裹进了一条小巷。在狭窄的小巷里，她肚子突然一阵绞痛，跌倒了。
　　人们都在躲避，没有人顾得上她，小雯岔开双腿坐在地上，感觉到有一股暖暖的水流，从下体流出来，洇湿了裤头。然后，一股钝疼覆盖了全身。她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然而，那天夜晚的那辆警车只是路过这里，它呼啸着从巷口驶过，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外。小雯一直哭着，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血液？为什么会痛彻骨髓？
　　几名返回身的妓女看到这种情景，七手八脚地搀扶起小雯，将她送进了附近一间小诊所里。小诊所施八尺屏障，郎中人坐屏障中，一人，一桌，一椅，一床，一柜，一听诊器而已。
　　当时，小雯没有想到，此后她会与这个江湖郎中有了那么多的故事。
　　妓女们都走了，小诊所里只剩下小雯和这名江湖郎中，一名40多岁的男医生。白大褂穿在他肥胖的中部隆起的身上，让他看起来不像一名医生，倒像是一名劁猪的。几十年前走村窜乡给猪做绝育手术的人，也喜欢穿着白大褂。现在，这种职业已经绝迹了。
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诊所囊括了医院所有的科室，这个40多岁的男人将医院所有职务荟萃一身，他声称既可以给小孩根治尿床，还可以治愈成年男子的阳痿早泄；他既可以让癌症患者起死回生，还能够给不育妇女再造福音。在所有城市的城中村，我们都能见到这样的小诊所。10年前，那些打工者，年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患病也都会选择这样的诊所。这样的诊所尽管医术极差，但是，最关键的是收费低廉。那些公立医院的高楼大厦，让囊中羞涩的打工者望而却步。

　　郎中查看了小雯两腿之间的血液说：“你流产了。”
　　那时候的小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她只是经常感到肚子鼓胀，她想，可以是自己吃胖了，“再也不能吃了，再吃就胖得难看了，没有客人喜欢了。”从四川大凉山出来的小雯，她的性启蒙和性经历全部是嫖客和那个赌徒丈夫给予的，她只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她不知道那种事情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小雯没有钱，她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赌徒。郎中说，从小雯一进来他就猜到了小雯是干什么的，如果没有钱，可以，但是小雯要做他的朋友，他要小雯随叫随到。
　　阅人无数的小雯对男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洞若烛火，她知道他想要什么，她答应了。
　　小雯在郎中的诊所里睡了三天，这三天里诊所只来了三名病人，一名买止痛片的，一名买创可贴的，还有一名问了问自己的病情，然后转身离开的。小雯问郎中：“生意这么差，你靠什么生活？”郎中笑着说：“我一月只做两三单大生意就足够了。”

　　三天的朝夕相处，让小雯觉得这个比自己大了30岁的男人，确实是爱惜自己。夜晚，他睡在自己的身边，只是抚摸，并没有强迫她做不能做的事情。三天后的早晨，感觉轻松了许多的小雯说：“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打我的电话。”
　　长期生活在恐惧与痛苦中的小雯，一点点安慰和关怀就让她愿意以身相许，而身体也是她唯一的财富和报答的本钱。
　　回到家中，丈夫正在等着她，她还没有说一句话，就遭到劈头盖脸的打骂，这三天里，丈夫泡在一家藏身地下室的麻将馆里，身上最后的一角钱也输光了。
　　挨打过后，小雯拖着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站在了街上，等待着有人走过。
　　在和小雯交谈的过程中，她说，她曾经很多次幻想会有人带着她离开这里，永远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可是，那些男人完事后，把钱摔在她的身上，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没有人愿意带着她离去。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很绝情，她恨他们。

　　有时候，她幻想着回家后见不到丈夫，永远见不到丈夫，丈夫被人砍杀了，被人活埋了，可是他第一天不回来，第二天就会回来。她绝望了，她只能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天。
　　郎中的出现，让她长夜漫漫的天空出现了一缕亮光。

阿呆

记忆中的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一场秋雨过后，第二天上大街，突然看到街面上铺了一层落叶，远处的山巅，近处的楼顶，因为被秋雨洗过而显得非常清隽，而落光了树叶的树枝，像鹿角一样美丽。风阵阵吹过，让人感到了寒冷。举目望去，大街上都是穿着毛衣棉衣的人。
　　而让人们感到更加心寒意冷的，是一则则不胫而走的消息。
　　就是在那年秋末冬初，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了一个新的疾病名称：AI滋病。
　　以后，我曾经对AI滋病患者进行过采访，但是就在我还在那座小县城里过着行尸走肉一样的枯燥生活的时候，好几个记者已经开始了孤独的寻找真相之旅。那时候，连一些专家医生也不知道这种疾病的危害，也不知道这种疾病的名称。当地一些人极力掩盖真相，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记者踽踽独行的身影，行走在黎明广漠的大地上，行走在凄风苦雨中，这种情景每每想起来，就让人感动。后来，当我也做了记者的时候，他们都成了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年冬天的AI滋病突如其来，这种一贯以为只生长在肮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疾病，竟然就在我们的身边被发现了。一名妓女去医院检查身体，被检查出带有AI滋病毒。
　　很快，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全城相当多的娱乐从业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发现好几例AI滋病毒携带者，而妓女们80%以上都染有各种性病。有的甚至一身兼数病。
　　这还只是酒店桑拿里的妓女，而那些站街女们，染病的比例肯定更高，因为她们更没有防范意识，她们接触的人群更为庞杂。
　　然后，这条街道再次遭到整顿，每个站街女都要进行身体检查。然而，这些妓女们一见到执法车辆，就装着良家妇女，披上随身带着的长衣服；一见到执法车辆离去，就脱掉衣服，露出本色。
　　10年前的站街女们丝毫没有戴安全套的意识。她们嫌那个橡胶制成的东西要花钱，嫖客们嫌那个东西麻烦。

　　那时候的安全套还不叫安全套，叫避孕套。那时候，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小孩子们一人一个避孕套，是有关部门派发给孩子家长的，孩子们比赛谁能将避孕套吹得更大，结果，每个人都吹得嘴巴油腻腻，脸上亮闪闪。
　　卖淫就像洪水猛兽，当无法杜绝的时候，就只能疏导了，这就好像大禹治水。
　　于是，很多志愿者来到了这条街巷，向妓女们义务讲解安全知识。
　　也是在那次讲解会上，小雯见到了小兰和唐姐。
　　小兰有钱了，她穿着时尚，顾盼生辉，走到哪里都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也是在那次讲解会上，很多人认识了小兰。
　　那是一个周末，志愿者们借用了附近学校的一间教室，召集大街上的妓女们开会。妓女们从来没有开过会，她们过着松散而随意的日子，从来就没有过哪一级组织领导过她们，她们也从来没有归属于哪一个部门管辖。当这个城市里出现了服装协会、鞋业协会、信鸽协会、藏獒协会等等各种各样协会的时候，她们却没有一个协会。她们是一群山间觅食的野鸡，野鸡是没有行业协会的。

　　告示贴出好几天了，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来。志愿者们又把传单发到每一个貌似妓女的人手中，还是没有人来。六天过去了，就在志愿者准备撤离的时候，第七天午后，来了几个妓女，好奇地探出头来，说：“听说你们这里开培训班，就来看看。我们技术好着呢，不需要你们培训。”志愿者哭笑不得，向她们解释说：“我们不是来培训你们的技术，是来教你们增强安全意识。你们搞错了。”

　　这几个女人留下来了，听志愿者讲课。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再过一会儿，又有人来了……就这样，那间学校的教室里来了上百人，摩肩接踵，水泄不通。
　　一名女志愿者向妓女们解说：“在做爱前，一定要把安全套套上去，这样就会保护自己。”一名男志愿者伸出右手大拇指，左手将安全套套在了右手拇指上。
　　“这样就安全了？”最前排一名妓女问。
　　“是的。”女志愿者说。
　　“啊呀，我知道了，做那事前，给大拇指套个套套，就安全了。”小兰站起来说，“我还担心学不会，原来这么简单。”

　　台下想起了哄笑声。
　　“不是给大拇指上套。”女志愿者说。
　　“那是给哪里套？”小兰不解地问。
　　“是……”女志愿者脸红了，“反正不是给大拇指上套。”
　　“我明明看到他是给大拇指上套啊，怎么就不是了？”小兰继续问。
　　“给那个东西上面套。”男志愿者红着脸低声说。
　　“没听见，大声说。”下面几个妓女打趣说。
　　志愿者都窘红了脖子。

　　唐姐知道怎么用，当初为了避孕，她一直用着这个名叫避孕套而现在叫安全套的套套。她在后排大声喊：“你们两个真人实验一下，我们又不是没见过嫩JB。”
　　这次，所有妓女都笑了，只有志愿者没有笑，他们快哭了。
按照传统的新闻报道的写法，我参加了那次志愿者的培训会后，一定要在稿件中写道：“通过培训，妓女们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了自身知识水平的差距，她们纷纷表态，以后一定珍惜生命，为社会多做贡献。”事实上，在我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关部门提供的通稿上也是这样写的。然而，我在现场看到妓女们没有写决心书，妓女们将志愿者抢白得哑口无言，妓女们的思想觉悟并没有提高，她们不愿为社会多做贡献，她们只想为自己多做贡献。

　　这场培训会不欢而散，小兰和唐姐却出名了。小雯说，会后，大家交流，都很佩服她们两个。
　　那是小雯和她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
　　小雯依然在徒劳无益地忙碌着，像一架被老公用鞭子抽打的陀螺，身不由己地旋转着。她的钱都交给了老公，而老公又送给了麻将馆。
　　每隔几天，小雯会接到那个郎中的电话。电话铃声一响起，小雯就知道他想说什么，淫羊藿枸杞子等等中草药把这个比小雯大20岁的男人浸泡成了一头公猪，性欲高涨。这个郎中还会配置一种另外的药物，颜色暗红，她让小雯把这些药物带回家，偷偷地倒在丈夫的茶杯中，长期饮用这种药物，就会让丈夫丧失性欲。
　　和很多妓女一样，小雯身染多种性病，每次小雯来到诊所，郎中就会从一个玻璃瓶子里倒出指甲盖那么小的一堆颗粒状的药物，放在脸盆里，加上水，水就会变成紫红色。郎中让小雯脱光衣服，把下体浸泡在这种紫红色的液体中。浸泡过后，小雯下体的瘙痒就有些减轻，她很惊讶，她不知道那种神奇的颗粒状的药物叫什么。如果她上过初中，她就会知道这种药物叫做高锰酸钾。
　　郎中很懂得保护自己，他每次都会使用志愿者介绍的那种“套”，他说这种“套”会让他的时间更长。郎中还给小雯打青霉素，让小雯变得更胖，而下体的症状日渐消失。

　　这本来是最普通的医疗知识，任何一个江湖医生蒙古大夫都会懂得，可是小雯不知道，她把这个郎中当成了当代华佗，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她愿意为“华佗”付出一切。
　　10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各种各样肮脏的性病正在悄悄蔓延，那时候的报纸上，性病广告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不但号称老军医治疗性病，而且号称性病治疗祖传专家，还有人号称能够治愈艾滋病。那时候的街边厕所、马路墙角、楼梯拐弯处，都贴满了性病小广告，一个比一个能吹嘘，一个比一个更大胆。其实，老军医怎么会接触性病？上世纪的几十年里性病消失，又怎么会祖传？艾滋病是世纪难题，一个走江湖的居然能攻克？

　　也是在那个时候，江湖医生们摇身一变，都成了性病专家。每个患者走进这些专家的诊所，没有几千元是无法治愈的，而性病专家提供的药物，只是高锰酸钾和青霉素。
　　现在，各大城市规模强大的民营医院，就是在那是时代，依靠治愈性病，依靠高锰酸钾和青霉素掘得第一桶金，然后小诊所慢慢壮大，变成了资产几亿几十亿的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的前身是小诊所，小诊所的医生治疗性病，而这些医生的前身都是农民，福建莆田地区的农民，还有一些是住在海边打渔为生的渔民。
　　莆田有一个镇，每年春节过后，全国医药品博览会就在这个镇上举办，足以见到这个地方从事医药医疗行业的人数和规模。
　　有一年，我调查了全国各大城市的民营医院，它们的总经理董事长也无一例外地是莆田人。就像全国的鞋子一多半出自温州，全国的衣服一多半出自东莞，而全国民营医院的经理董事一多半出自莆田。

阿呆

就在小兰死亡后不久的一天，小雯也出事了。
　　小雯出事的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冬季少有的一个好天气。我走在大街上，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我，让我感到通体透亮，轻盈舒畅。一只乌鸦站在街角的一棵柳树上，长声聒叫，长长的尾翼一起一伏。10年前，城市中偶尔还能见到这些鸟类。而10年后，它们绝迹了。它们飞翔到了更遥远的人类无法触及的地方。北方的森林和南方的海岛。
　　我正凝望着乌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报社通知我去火车站采访。那里，警察准备去查封一家旅社。而报料人是派出所的通讯员。

　　我急急忙忙登上了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车厢里很拥挤，散发着一股大蒜的气味。而公交车又很破旧，一路都在哼哼唧唧，就像一个哮喘病人。车厢里一个坐在老弱病残专座的胖女人，用纯正的普通话说：“这种车还在用？要是在我们北京，早就报废了。”这句话让我对首都北京充满了无限崇敬。
　　我很快就忘记了那只乌鸦。我一路都在想着和警察一起去查封黑点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知道，火车站的店铺，没有几家不是黑店。
　　到了火车站，找到了那家地下旅社，看到两个警察站在出口，他们看过了我的证件后说，警察已经进去了，正在查封。
　　我跑下台阶，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蹲着一排衣着短小、披头散发的女子，一名警察正在给她们训话。最边上的一个女子抬起头来，我惊讶地看到，她是小雯。小雯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不安。她看到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然后，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小雯的丈夫，那个又黑又瘦，像一个饿死鬼一样的男人，他和另外十多个男子蹲在地上，一言不发，他的脸上满是木然。他看到我，又冷漠地转过头去，他已经忘记了我。
我突然想起了街角柳树上的那只乌鸦。小时候在农村经常听老人说：“喜鹊报喜，乌鸦报忧。”信夫！
　　当天下午，在车站派出所里，一名警察解说了案情。
　　昨天夜晚，一个外地游客来到火车站，拖着拉杆箱，箱子里放着两万元钱，这名游客准备用一月的时间游览西北几座城市。那时候，使用银行卡的人还比较少，就算有银行卡，在西北一些边远的小城市，也无法找到自动取款机。
　　这名热爱大自然的年轻驴友在火车站遇到了一名拉客女，拉客女号称她所服务的酒店提供一切优质服务，包括代订机票车票，按摩洗浴，棋牌娱乐等等。年轻驴友相信了，跟着拉客女来到了地下旅社。
　　一走进地下旅社，看到那些散发着霉烂气味和脚臭气味的小房间，年轻驴友就意识到上当了，要求出去，但是遭到拉客女的纠缠，接着，小雯丈夫和几个穷凶极恶的男子出来了，故伎重演。年轻驴友的两万元被抢光了，还遭到一顿毒打。
　　年轻驴友被他们赶出了地下旅社，很快就被淹没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他们以为这次会像此前的很多次一样，平安无事。但是，他们低估了年轻驴友分辨方向和辨识路径的能力。一名巡逻的警察过来了，年轻驴友反映了自己的遭遇。

　　很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出动了，查封了这间地下旅社。

阿呆

采访小雯是我在这座北方的城市所做的最后一次采访。在派出所那间滞留室里，小雯向我说起了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她说自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做什么都比做站街女好。”小雯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生活，她会在老家大凉山的寨子里，唱着山歌，和一群女孩子在山脚下的溪水中洗衣服。外面的世界有着太多的诱惑，外面的世界又有着太多的危机。
　　那天夜晚，我回到报社，刚刚写完稿件，提交给编辑部，主任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准备去南方了，你去吗？”

　　我想起了我刚刚进入报社的那些场景，主任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吃面条，主任抱着暗访乞丐群落回来的我泪流满面……士为知己者死。我说：“我也走。”
　　几天后，我们就来到了南方一座城市，开始了另一种奋斗人生。
　　大概是在三年前，有一次我去这座城市的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看病，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躺在过道边的长椅上休息，把报纸盖在脸上。就在我朦胧睡去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身边有人说话。
　　一名女子说：“大叔，您看什么病？”
　　一个男人苍老的声音说：“身体不合适，腿脚老是疼，医生检查说是骨肉瘤。今天来换药。”

　　我心中一惊，骨肉瘤就是恶性肿瘤，是癌症。我一下子睡意全无。
　　女子说：“我去年也是得了这种病，花了很多钱，都没有看好。后来，在一个乡亲的介绍下，去了附近一家医院，花了很少的钱，就看好了。”
　　我听了，心中狠狠地骂了一句：真操蛋！癌症你们居然也能治好。这分明是一个可恶的医托啊，这是赤裸裸的骗子。我拿掉脸上的报纸，想呵斥几句这名医托，突然惊呆了，面前的这个人浑身滚圆，她居然是小雯。
　　和几年前比起来，小雯一点也没有变，唯一的变化是脸上多了几道皱纹。
　　小雯也看到了我，脸上带着惊喜与愧疚。
　　这座城市曾经是全国打工者都很仰慕的圣地，人们赶往这座城市，就如同过江之鲫。几年前，这是一座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当我来到这里淘金的时候，小雯也来这里淘金。
　　小雯说，在火车站被抓后，她被劳教了一年时间，放出来后，她生活无着，去找郎中，她恨死了妓女生活，她即使去死，也不愿意再去做妓女。
　　当时，郎中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用高锰酸钾和红霉素换来了百万身家，他的手下有了几名医生和护士，他们中有的是以前的赤脚医生，平生最擅长用止疼片和红汞碘酒；有的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的，嘴上功夫比医术更为高超。
　　郎中收留了她，让她做了诊所里一名清洁工。
　　后来，西北的那座城市大力整顿医疗市场，郎中没处安身，就带着这一帮子走江湖的人，来到了南方这座城市。在南方，他们挂靠着一家著名民营医院，给那些送上门来的傻傻的患者治病，但是，生意总是入不敷出。
　　后来，郎中考察了多家民营医院后，深受启发，就让医院所有勤杂人员，走进国立医院里，当医托拉客。
　　小雯就这样做了一名医托。
　　也是在那年冬天，春节前夕，我去西北那座城市，又一次来到了那条罪恶之街。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会来到那里，我不知道昔日的那些妓女们都怎么样了？她们一定变老了，她们还在吗？
　　那条城中村的街道已经被彻底拆除，代之而来的是一幢幢摩天大楼。大楼里出出进进的是衣着光鲜的办公室白领，和穿着制服的保安。当初的那些妓女们，她们去了哪里？她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几年前，我关于这座城市，关于这条街巷的所有记忆，已经被岁月抹去。

　　我有些伤感。
　　我独自在街边走着，走进了路边一间小商店，突然看到了站在柜台后的唐姐。唐姐脸色白皙，发髻高挽，和几年前的邋遢相比，判若两人。唐姐也看到了我，显得很惊讶。
　　唐姐说，就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二年，这条街道被拆迁，妓女们都做鸟兽散。她做了几年站街女，没有存到多少钱，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就从家中亲戚处借了几千元，开了这间小商店，一直经营到现在。
　　“堂堂正正做人，真好！”唐姐说。

阿呆

【第三章：暗访血奴群落】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疾病又发作了。
　　父亲是一名农民，为人老实，与人为善，他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吵架过，即使遇到不平和委屈，也默默地埋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低，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多年，一双袜子补了又补。他总是教育我：“做了能说出去的事情，再做；做了不能说出去的事情，不要做。”
　　父亲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性格淳朴，与世无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只想着儿女们能有出息，能过上好日子。父亲一生坎坷，小时候因为家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后来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算账。父亲是农村那种明事理、懂法规的长者。在北方农村，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当人们遇到难缠的难办的事情时，都会找他们出主意。这样的人在北方农村被称为“能行人”。

　　但是，“能行人”父亲一生贫困，他从来没有在食堂吃过一顿饭。北方农村把街道上的饭馆酒店统一叫食堂。他非常勤劳，省吃俭用，每天累得像一头老牛，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和那时候的所有农民一样，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而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
　　我们家的经济在我参加了工作后，才略微有些好转。当时我每月工资三四百元，每月给家中积攒100元，父亲用这100元买种子化肥农药，缴纳电费水费提留款，缴纳道路修建费教育附加费等等各种费用，这样一年下来，我积攒的钱都补贴家用了，而家中日子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农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努力劳动，还是忍受着贫穷？后来，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触目惊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农村景象，人们才了解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
　　就是在农民最苦最穷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将棉衣高高撑起，我问父亲脊背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病情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好，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当时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大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属于癌症。不过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说着说着就会流下眼泪。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嚎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天晚上，我会爬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借款，几万元的借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还不懂事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父亲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这个情景，每次想起来，就泪水盈眶。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过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我有些气愤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进饭馆吃饭的一次。

阿呆

我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屋檐下等候了三天，血头终于出现了。
　　其实，在没有和血头对话前，我已经知道了他身份可疑。他每天都会在我的面前出现几次，来来去去，装着不经意地望我几眼，而每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就赶快闪开，装着若无其事地望着远方。他的穿着很普通，夹克衫黑西裤黑皮鞋，留着寸头，我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但从他的举止中看出来，他绝对是一个可疑人物。
　　他不找我谈话，我就一直装着没有发现他。
　　两天来，我们好像都在考验对方的耐心，看谁最先撑持不下去。第三天早晨，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蹲在了我的身边，向我要打火机点烟。我替他点着了香烟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后，问我为什么睡在火车站。我谎称来这里投奔老乡打工，但是老乡一直没有联系上。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我只有一个数字传呼。那时候的一个手机上千元钱，几乎等于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要积攒工资来还债。
　　他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来自河南。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他们吃苦耐劳，足迹遍及全国，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里，就有好几个来自河南的手艺人，他们在村庄里入赘做了女婿，我跟着他们也学会了河南话。
　　我接着说，来到南方好几天了，身上的钱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现在想买张车票，钱都不够了。他说：“给你介绍个工作，想不想去干？”我装着惊喜地说：“当然愿意。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他说，他开有工厂，工厂在距离这里上百里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很轻松，“几乎就是坐着收钱。”
　　“大哥是说做会计吧？”我装着不解地问，“我可不会算账啊。”

　　他笑了笑说：“和会计差不多，但不用你算账，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抽完了那根烟后，他就起身离开了，我背着蛇皮袋子，晃晃悠悠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往哪里，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隐约感觉到，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血头。
　　他买了两张车票，车票的价格80元。而80元的车票，在我出生的那个省里，足以从省城坐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这次，我又要和报社失去联系，而我去往的，是一个更加陌生更加遥远的地方。
　　那趟长途汽车一直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南方地势平坦，和北方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长途汽车行驶在南方的旷野上，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万顷碧波的水面上，轻快而平稳。透过车窗，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南方确实很富裕。北方的村庄都是低矮的房屋，而南方村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北方的乡村道路上行走的是牛车和马车，而南方则是疾速而过的小轿车。北方的村庄上空飘荡的是袅袅的炊烟，而南方则是工业烟囱冒出的烟雾。北方的麦田里是农民挥舞镰刀的汗涔涔的背影，南方的稻田里突突奔走着联合收割机。南方的农村比北方农村至少要先进50年。

　　四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属于和省会城市完全不同的地区。这里距离省会城市足有200多公里。
　　引领我的那名男子站立在一幢楼房门前，吆喝了一声什么，从里面出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他留着黑白夹杂的短髭，将我带进了这幢三层楼房里。
　　我将要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楼房里，开始自己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

阿呆

　我走进楼房，突然惊恐万状，一楼的过道上拴着三只身躯高大威风凛凛的恶犬，每只恶犬都有小牛犊那么大。它们吐着血红的舌头，圆睁着眼睛望着我，舌头上的唾液一滴滴落在地上。它们向前弓着身子，拴在脖子上的皮条几乎要被崩断了。它们嘴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声音就像闷雷一样在这幢楼房里回荡。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我对狗有了一些了解，那些长声嘶叫的狗往往色厉内荏，而这种闷声闷气的狗才是最厉害的，它们像狼一样，一张口就咬向咽喉。我不知道这幢楼房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只恶犬，难道楼上藏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很多天后，我才听一位血友说，这些狗每天都吃不饱，为的是随时保持杀气和攻击欲望。

　　黑白夹杂的短髭喊了一句什么，三只恶犬都退后了，让出了中间的过道。我胆战心惊地穿过去，跟着短髭走上楼梯。二楼的几间房门都打开着，每个房间里都有七八个无精打采的男人，他们有的躺在双层木板架子床上，有的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打哈欠，还有的围成一堆在玩扑克。我又跟着短髭走上三楼，三楼的人能少些，但是一个个看起来都神情萎靡，好像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短髭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指着一个木板床位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然后，独自离去。

　　房间里还有一个少年，他正坐在床板上望着窗外，看到我走进来了，只默然地看了一眼，又回头眺望远方。远方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然而，这间房屋的窗口钉着粗粗的铁条，就像监狱一样，少年只能透过铁条在远方的风景里神游。
　　少年的眼神很忧郁。
　　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里是不是传销的大本营？我想问少年，可是看到少年忧伤的神情，我又住口了。可能，他知道的并没有我知道的更多。
　　我铺好床位，发给了少年一根烟，少年双手接过去，然后猛吸一口，仰起头来，眯着眼睛，一副很陶醉的神情。烟雾一缕一缕地从他的鼻孔吐出来，他幸福地摊开四肢，喉结上下滚动。真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一个资深烟民。

　　少年说，他也是今天才来到这里，只比我早几个小时。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在捡拾垃圾的路上被两个男人带到了这里。
　　少年的老家在云南。
　　这幢大楼里一定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关上房门，却发现这些房间根本就没有门。
　　既然来到这里，就不管那么多，这些秘密以后都会慢慢揭晓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这里是丘陵地带，这幢大楼的附近还有几幢房子，再远处还有一座村庄，此刻，村道上还有模糊的人影和车影经过。阳光照射在窗外一棵不知名的大树上，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几只鸟隐藏在枝叶间竞相啼鸣，声音又脆又甜。和我暗访过的那个帮主居住的窨井不一样，这里是阳光照射的地方，这里人烟稠密，他们不会对这么多人下毒手，他们也没有剥夺我们生命的理由。

　　我躺在床上，从背包里拿出博尔赫斯的小说在看，这个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小说实在是对我们智力的挑战和考验，他的小说晦涩难懂，却又意境幽远，你只能像咀嚼橄榄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你才能读出其中的韵味，而且，你每读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每一次的收获都不一样。阅读他的书籍，就像拿着一个魔术中的方盒一样，每打开一层，就有一个发现；再打开，又有新的发现；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内核是什么，是什么宝藏。有人说，作家的书籍是给读者看，而博尔赫斯的书籍是给作家做。博尔赫斯是作家的老师。

　　看了还没有两页，楼下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喊：“开饭了。”
　　立刻，楼梯间想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兴奋的叫喊声。我和少年也走出房屋，来到了二楼，却发现二楼的楼道里站满了人，自觉地排成两行，在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他们的手中都拿着碗筷，只有我和少年的手中空空荡荡。
　　二楼最里间是厨房。
　　人群中一片吵杂声，说话声，叫骂声，像煮滚了一锅粘粥，又像刚刚打开了鸟笼，突然，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咳嗽，人群立刻变得静悄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阿呆

楼道里出现了一个光头，头皮铮亮发黑，就像生铁铸成。光头肌肉很发达，就连脸上也是肌肉饱绽。那时候还是春季，天气还不很热，而光头穿着一条坎肩，露出膀子，下身着短裤，小腿上毛发杂乱。光头大概刚刚睡醒，他边走边打呵欠，伸着懒腰，向上摆动着双臂，双臂上的肱二头肌像小老鼠一样乱窜。这种形象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镇关西和泼皮牛二。
　　光头穿过楼道，也穿过所有人敬畏的视线，走进了厨房里。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到他从碗橱里取出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径自拿起炒勺，在饭锅里挑挑拣拣，将自己喜欢的饭菜盛在搪瓷缸里，然后端着离开了。
　　一直到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这幢楼里唯独他的房间是有房门的。其余的人看到他进了房间，才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伸出手中的饭碗，厨师拿起饭勺，给每个饭碗里盛上饭菜，有人嫌少，不愿意离开，厨师就用饭勺狠狠地敲击他的饭碗，他只能撅着嘴巴低垂着头无奈离开。
　　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足有50岁，而最小的仅有十几岁。
　　我不知道他们是血奴还是传销。因为此前我暗访过传销，曾在一个传销窝点卧底一个礼拜，他们的组织方式和组成人员与这幢楼房里的人很相似，他们是一群乱糟糟的老鼠。
　　我和少年没有饭碗吃饭，只能看着别人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吞咽。终于，饭堂里没有人了，我走进去询问厨师，厨师从案板下翻出两个搪瓷碗，碗里残留着不知什么年代的饭渣，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变成了绿色。我们把搪瓷碗冲洗干净，将剩下的饭菜刮出来，放进搪瓷碗里，几丝红萝卜，几根咸菜，几片包菜，再有一小勺米饭。

　　我们端着饭碗走进自己的房间。
　　我吃不下去，我的眼前一直出现饭碗里那堆像大便一样的绿色东西，那是什么，那是谁留下来的，这个人有没有肝病或者别的什么传染病，我心中惶恐。而那个少年一直吃得很香，他埋头在饭碗里，等到再抬头的时候，嘴角沾着几颗米粒，而饭碗已经空了。
　　过了几分钟，从门外走进了一个20多岁的男子，大拇脚趾上挑着拖鞋，走路一摇一摆，就像一只寻窝下蛋的老母鸡。他走进了房间里，没有看我们一眼，叉开双腿，坐在了床板上。然后，他以一种老江湖的口吻问我们：“哎，过来，都是哪里人？”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我陪着笑，赶忙敬上了一颗烟。他用两根指头夹着，看了看香烟牌子，然后别在了耳朵上。在来这里之前，我为了冒充河南人，专门买了一盒四元五角的河南出产的红旗渠香烟，放在口袋里，以备打点各路“神仙”。
　　我说：“我是河南洛阳的。”
　　他认真地看了看我，又以江湖大佬的口吻说：“这里很多河南人，都听我的，你们以后就跟我混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是做什么的？”
　　他嘲弄地看着我：“做什么的？卖血呗。每天吃了饭什么都不干，就等着老大招呼，隔上几天就坐车去外面，卖了血分钱。”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惊心动魄。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吃喝，养足精神，然后卖血；卖血得来的钱，再买食品，再次吃喝，再次卖血。就这样周而复始，把自己当成了一架产血机器，生命不息，卖血不止。可是，人体的精血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吗？
　　我正在想着，门外又走进了一个人，他一进来就显得空间狭小，光线暗淡，是光头。

　　刚才还在大啦啦地叉开双腿坐在床上的这名男子，看到光头后赶紧站了起来，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挤出了笑容，顺手把我敬给他的香烟从耳朵上拿下来，双手捧着敬给光头。光头看也不看，将他的手打开，香烟掉在了地上，他不敢捡拾，尴尬地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光头说：“他妈的谁让你乱窜，老子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吓得连连作揖，嘴里赔罪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然后惶惶逃出。
　　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好笑，刚才还在口口声声自封老大，让我跟着他混的“江湖大佬”，在一个肌肉发达的人面前，就吓成了耗子。

阿呆

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个光头就是血头。而血头充其量只能算血奴群落里的小喽啰，血头的上面还有人。
　　那个自称老大的河南人名叫杜斌。他说的一点没错，他就是老大，因为这个卖血群落里有很多“帮会组织”，都是以老乡为纽带划分的，比如江西帮、安徽帮、湖北帮等等，来自河南的只有他一个，他自然就是河南帮的老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危险，将会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中。窗外，蛐蛐声竞相响起，一声一声，声声相连，间或还有青蛙浑浊而嘹亮的鸣叫，像波浪一样冲击着我，而我是漂浮在波浪中的小船，被冲击着，协裹着，不知道将要冲上浅滩，还是撞上礁石。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突然响起了争吵声，两个男人，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粗壮，一个声音像竹竿一样柔韧，一个声音像树桩一样敦实。他们都在用我难以听懂的方言。接着，门外又响起了叫好声，有杂沓而轻快的脚步声涌过来，很多个不同的声音在喊：“打呀，快点打呀。”声音充满了焦急和幸灾乐祸。
　　然后，就响起了手掌与脸的撞击声，清脆而嘹亮，人群轰然叫好，有人兴奋地鼓起掌来。又一声手掌打在脸上的声音，浑浊而迟钝，估计是挨打者在还击。更多的人在齐声欢呼。然后，门外响起了喘息声、哎呀喊疼声、愤怒叫骂声、身体与床板碰撞声……还有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我想下床看看，可是没有去，我知道此刻门外的楼道上一定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不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些无聊的人为什么以打架和看人打架为乐。光头一直没有出现，他不让人乱窜房间，为什么又不制止打架？为什么对打架和围观打架听之任之？

　　门外的打架还在继续，但是节奏明显减缓下来，只有喘着粗气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骂，偶尔才有一声拳脚与肉体相撞的声音，但声音弱小，显得绵软无力。这么短的时间里，两人都打得气喘吁吁，两败俱伤，我估计门外打架的应该是两个50多岁的老人，这么大年龄还这样肝火旺盛，实在是罪过。我好奇地爬起身，走到门外，借着照进楼道的月光，我看到两个打架的，居然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像正拉车上坡的老牛，曳长着脖子在喘气，胸脯像风箱一样剧烈起伏，他们脸色惨白，扭动着对方，都无法把对方摔倒，后来干脆都放开了手，一起坐在地上休养生息。

　　我想起了此前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时，见到了两个血奴，他们说卖血把自己身体掏空了，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现在看来，果真是这样，卖血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两个20岁的青年，像两个50岁的老人一样，打架迟缓，缺少力度和“美感”。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打架的两个人，是安徽帮和江西帮的帮主在决斗，他们彼此手下都有七八个人，彼此都想吞并对方，但是这两个身体亏空神经残疾行动迟缓的病夫，势均力敌，每次都会打得两败俱伤。
　　帮主的身体尚且是这样虚弱，那么，那些徒子徒孙们的身体，就可想而知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回到了家乡，家乡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很多汽车，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水果、馒头，还有一扇一扇的猪肉，拉进了村子里。父亲病好了，他和很多乡亲看着这满车满车的食品，开心地笑着……
　　突然，楼梯里响起了叫骂声，声音威严而急切：“他妈的，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到楼下集合上车。”我从梦中醒来了，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是在那个开遍鲜花的家乡，还是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有人走进来了，一把揭开了我身上的被子：“妈的，快点下去！”
　　我侧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个人铮亮的头皮，他是光头。
　　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微风吹过，树叶窸窣，像春蚕咀嚼桑叶，又像千军万马衔枚疾走，光线暗淡，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我摸索着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楼梯，一楼的那几只恶犬看不到了，不知被关在了哪里。
　　刚走出那幢大楼，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光头站在后面骂道：“这么慢，骑上猪了？”
　　我不敢吭声，跟着人群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大树下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在站立着，他们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
　　我登上卡车，卡车启动了，引擎声异常巨大，轰轰隆隆，像打土豪分田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有几声鸡鸣蓦然响起，又蓦然停止，像被突然冻住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估计现在才凌晨四点。这辆卡车，拉着这一车人，要去哪里？

阿呆

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
　　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窗上安装着玻璃，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XX血站”的牌子，我问了身边一个人，他说，XX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

　　这时候，天空才刚刚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的山峰和树林飘渺而模糊，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张剪纸，显得很不真实。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这些头发杂乱胡子麻茬的人，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不是来自农村，谁会来到这里卖血？

　　在这个时间里，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然而，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群闹嚷嚷地，拥挤着，推搡着，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奇怪的是，这群人中还有女子，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显得特别抢眼。她们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人。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接着，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了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强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AI滋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0”，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漫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老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走在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阿呆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认识了AI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了有一个卖血的村庄叫做文楼村，这个村庄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它是有名的AI滋病“重灾区”。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感染了AI滋病，而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村头村尾几家人同时出殡的场景在这个村子里并不罕见。在这里，AI滋病夺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下了一座座孤立的房子。
　　它本来只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为什么会成为AI滋村？罪魁祸首就是卖血。1995年前，一些单位在少数贫困农村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非法采集原料血浆，违规操作造成交叉感染，使文楼村成了AI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重灾区”。据一份河南省卫生厅的统计资料显示，全村共有有偿供血者1427人，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者431人。
　　而所谓的有偿献血着，就是卖血，就是血奴。
　　几年后，我听一位同事说起了自己当初采访AI滋村的情景，他是中国第一批走进这个村庄采访的记者之一，他说，当地部门一直在跟踪他，不让这个惊天秘密被外界披露。他在墙上看到了一些标语，大意是说：要想富，卖血去。而他采访过的一些病人，在他离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那时候卖血是一幅什么场景？一个针头插入第一个人的血管里，抽完血液后，拔出来，又插入第二个人的血管里……这样一直用着，直到针头弯了，钝了，再也不能穿透皮肤，才会扔掉。如果第一个人有血液疾病，会一直传染给后面所有的人。这就叫交叉感染。
　　这位一直采访AI滋病人的同事还向我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地部门实在无法捂住这个惊天秘密，这件事情被高层知道后，有一天，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了河南郑州，住在一家宾馆里，要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们逐一面谈。每个人走进去，房门就会被关上，里面的人面对中国铁娘子诚惶诚恐，外面等待面谈的人汗如雨下，那天，谈话结束后，吴仪连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过了不久，就有一些官员被就地免职，当地官场引发了大地震。中国AI滋病也第一次对外界公开。

　　几年后，我采访高耀洁和桂希恩的时候，他们都表示，AI滋病的重灾区都在农村。如果说AI滋病在非洲是以滥交传播，那么在中国，主要是以卖血传播。而传播对象，都是这些贫困无依想卖血赚钱的农民。
　　为了区区几百元，他们卖血，最终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从前有一个女孩，为了营救陷入沼泽中的丹顶鹤，献出了性命。有人为她写了一首歌曲，被代代传唱。从前，有一群农民，为了供孩子上学，为了给老人治病，去卖血，结果感染了AI滋病，他们死亡了，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我曾经多次献血过，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的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血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算算这个血霸一月收入多少？绝对是天文数字。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只狗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起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道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