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告诉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

阿呆

这里如此危险，随时会有杀身之祸，为什么乞丐们还会留在这里？因为他们的钱都掌握在帮主手里。这就像那些克扣工人工资的黑工厂一样，如果你离开，就表示没有一分钱拿；如果你继续干，可能有一天老板发了慈悲，会发还你们存放在他手中的钱。
　　乞丐们都是帮主的包身工。
　　帮主外表慈祥，内心狠毒。老大的刀子拿在手中，而帮主的的刀子藏在心中。
　　帮主手下足有四五十个乞丐，我从组织里每天的收入中能够判断出来。这些零钱都存放在帮主身边一个巨大的铁罐子里，这个铁罐子以前应该是装汽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搬到这里。铁罐子只能帮主动，别的人动就会受到处罚。每隔几天，帮主就会派人背着一袋子零钱去银行换成整钱，然后又把整钱藏起来。
　　如果你有一天看到有人在银行里存零钱取整钱，那可能就是乞丐。

　　你把一元钱的零钱交给乞丐，乞丐积少成多，存进银行里，而这些乞丐们存进去的零钱还会在市面上流通。银行的工作人员与外界的大老板连通，大老板把这些零钱又兑换出去，然后“批发”给大大小小的小老板，小老板走到饭馆、菜市、商场里，又把零钱换成整钱，因为饭馆、菜市、商场里的这些生意人没有零钱就没法做生意。最后，你买菜买肉，你去饭馆吃饭，零钱又回到你手中。不过，这时候的一元钱已经不是一元。

　　大老板从银行那里拿钱，要给手续费；小老板从大老板那里拿钱，也要给手续费；菜摊档主从小老板手中拿钱，还是要给手续费。经过道道关卡，你的一元钱再到你手中，就可能只剩八角钱了。
　　听说做这种生意的大老板一年净赚百万，小老板也会年收入二三十万，银行里做这种生意的个别人，收入比大老板更高。
　　还是那句老话：钱别给乞丐！
　　帮主平时很少说话，而说话时每个人都害怕。曾经有一个老大，因为手下的人每天都要的钱很少，没有达到老大的期望，老大说：“你以后就不要来了。”那个老大比帮主年轻，但是他被吓得浑身筛糠，哭着说让帮主再给他机会，帮主哼了一声，转过身去，给了他一个屁股。我不明白，一句“不要来了”为什么就会把他吓成那样？
　　几天后，这个老大的团队上缴的钱数突然增加了，我想，他们可能是夜晚去偷盗，或者去抢劫了。

阿呆

　　这里住的是帮主。
　　没有人知道我们帮主住在这里，只有我们群落里的少数几个乞丐。
　　帮主留着长长的胡子和头发，感觉就像野人一样。帮主生活在现代化城市里，他却把城市当成了原始丛林，那些高楼大厦是一棵棵树木，而那些生活在阳光下的人都是猛兽。帮主不出去，帮主生活在这深深的洞穴里，像鼹鼠一样。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生活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活在这里。我是在逃离了乞丐群落后，才从警察的口中知道了，帮主选择窨井作为自己藏身之所的原因。
后来，这个窨井被发现后，报社的摄影记者专门来到了窨井里，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通过摄影记者专用的渠道发送出来，立即引起了强烈轰动。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发达，我的稿件仅仅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也只传播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被网络转载。
　　那天面对着帮主，我很平静，一点也不恐惧。我看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倒觉得他很慈祥。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但是他的脸上没有刀疤，他比老大对我的态度要好得多。他和蔼可亲，就像北方农村里那些冬天蹲在村口袖着双手晒太阳的老头。帮主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我不知道她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
　　帮主问我：“你识字？”
　　我答：“是的。”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在村子里当民办教师。”
　　“为什么会出来？”
　　“两年没有发工资，欠人一沟子烂账，不出来就会饿死。”我说。上世纪最后几年，正是教育最青黄不接的几年，教师叫苦连天，学生逃学打工。而民办教师处于社会最底层，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也会一拖就是一年两年。
　　“老家在哪里？”帮主问。
　　这些话题此前我已经给老大说过一次，现在我开始紧张起来，担心说漏嘴，引起帮主和老大怀疑。如果他们有了疑心，动了杀机，在这个地下十几米深的洞穴里，我无处遁逃。我偷偷地向两边观看，看有什么趁手的家伙，万一冲突起来，我就操在手中，拼死一搏。
　　值得庆幸的是，帮主和我拉了几句家常后，就说：“以后就在我这里干。”

　　我没有听懂，疑惑地看着帮主蜡烛光下那把飘到胸前的胡子。老大解释说，以后给帮主打理帮中的大小事务，主要是财产分布。因为我识字，因为我会算账。

阿呆

来到南方后，我因为采访，曾经去了安徽阜阳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全村人都在外地乞讨，很多人来到广州深圳。那个村庄里，家家户户盖起两三层的崭新小楼，春节时候，乞丐们都回到家中，他们发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五十和一百的。那个村庄里，谁家有个傻瓜儿子或者残疾女儿，就可以发大财，这些傻瓜和残疾可以出租给出外乞讨的人，一年租金五万到十万。

　　我承认，城市中有真正生活无着的乞丐，但是并不很多。自从出台了《救助条例》后，乞丐们完全可以拿到救助站免费提供的一张火车票回家，全家团聚，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去，他们躲避救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职业乞丐，他们在乞讨中尝到了甜头。
　　如何消灭城市里的职业乞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滥发慈悲。

阿呆

　　我惶惶不安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包红梅香烟，抽出一根，双手递给他。我满脸堆着谦恭的笑容，弓着腰身，看着这个脸上有着一块刀疤的中年男子说：“大哥，兄弟今天刚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您老高抬贵手。”
　　刀疤男人把香烟叼在嘴角，我划燃火柴点着了，他仰着脖子，眯缝着眼睛，一副神气活现的嘴脸。在北方，如果你给对方点烟，对方会伸出双手，手掌合拢，做出一种挡风的手势，不论有风没风，这是表示对点烟人的尊重和感激。然而，刀疤男人嘴脸丑陋，态度蛮横，双手插在腰间，连动也没有动。他对我表示出极度的不屑。
　　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这是老子的地盘，没有老子点头，就不能在这里干活。”现在，他把要饭称为干活。
　　我从来不知道乞讨还要给有关方面有关人士打招呼，也不知道乞丐居然也有地盘。我以前在西北一个小县城工作的时候，只知道那里的街痞划分有地盘，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滋事打架，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做生意，就得向他们缴纳保护费。两伙地痞经常会打群架，有时候是因为一方越界收钱，有时候是因为一方想扩充地盘。现在，这些地痞头子都做了城关镇所属几个村的村长，每个人都坐拥几百万。

　　我一再给刀疤男子赔小心，一再道歉。刀疤男子一直神情倨傲，他在我的身上找到了极大的优越感。后来，他依旧斜着眼睛说：“跟我走！”
　　他走在前面，高视阔步，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像一只束手就缚的黄鼠狼。走出几百米远，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楼房里。登上台阶，走到三楼，三楼里早早地等着几个人，他们都把脸涂抹得脏兮兮，身上衣服破破烂烂，一看就知道是乞丐。
　　一名乞丐对我进行搜身，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放在地面上：一包红梅香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50多元钱，还有几张花花绿绿的传单，那是我用来上厕所的手纸。这名乞丐从烟盒里掏出香烟，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根，唯独没有给我。
　　刀疤男人抽着烟，斜着眼睛问我：“哪里人？来这里多久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眼睛本来就是斜视，他一直都是斜着眼睛看人。我以前对他存在误解，我应该愧疚，因为斜视不是他的错。
　　我说出了我们那座县城的名字。他说他去过，然后以一副历练江湖的口吻问我，县城的哪条路上有什么建筑，新开辟的街道叫什么名字。他问得很详细，甚至说出县城一些前几年知名的事情，问我是谁干的？这些人要么是县城成名已久的地痞流氓，要么就是靠着胆大和无耻而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掘得第一桶金的大老板。我对答如流，他解除了对我的戒备，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就跟大哥干。”

　　也是在以后我才知道，他曾经结婚过，而妻子就是我们县城郊区的女子。后来，妻子跟着别人跑到了省城，他便来到省城寻找，没有找到，身无分文，就进入乞丐行列，做了“大哥”。
　　大哥不是乞丐行列的老大，老大是帮主。而帮主从来不露面。
　　我见到帮主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情了。

[ 本帖最后由 阿呆 于 2009-9-20 12:05 编辑 ]

阿呆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铺在地面上，上面写着“妻子残疾，又身患重病，夫妻流落在此，好心人帮忙治病”之类的话，纸上放着一个破碗，碗边被磕出了一个豁口。我坐在纸张后面，靠着墙壁，一副奄奄一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不敢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担心他们从我的眼中读出了欺骗，我只看着他们的鞋子，一双双皮鞋和旅游鞋，都很漂亮，款式新颖。我想着，城里人真的有钱，这些鞋子少说也有几百元，而我从来没有穿过50元以上的鞋子。

　　几分钟后，来了一对母女，孩子穿着白色旅游鞋，母亲穿着红色凉鞋。孩子大概刚刚上学，她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念完了纸上的文字，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放在了破碗里。我低头看着一双旅游鞋和一双凉鞋离远了，看着母女倚靠在一起的背影，心中一阵悲怆。善良纯洁的孩子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欺骗和丑恶。我们总是说自己亲眼看到的才能够相信，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亲眼看到也不能相信，在事物表层的下面，掩盖的是无人知晓的真相。

　　临到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有了20多元的收入，这些钱中，有一元钱的，有五角的，还有一角两角的纸币。我把一元和五角装在口袋里，只把一角两角的纸币放在破碗里，让人相信我一直没有要到钱。
　　快到黄昏的时候，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50元。就这样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人群的鞋子，不动声色地坐着，装出一副可怜相，一天就能收入50元。而50元，是上世纪末期这座城市白领一天的收入。
　　大街上的鞋子渐渐少了起来，商铺的灯光也次第点亮了，我准备起身，又是一天没有吃饭，我已饿得前心贴着后背。突然，一个穿着衬衣长裤，打扮很普通的中年男子来了，他一脚踢翻了我的破碗，破碗在人行道的水泥路面上滚出了很远，然后掉落在柏油路面上。中年男子呵斥道：“老子注意你半天了，他娘的在这里要饭，给谁打招呼了？”

阿呆

　　这些年来，我先后遇到了很多以暗访起家的知名记者，在交谈中得知，他们的暗访都起步较晚。而1999年，很多省市的报纸都还没有走向市场化，更不会有暗访这种揭示社会真相的形式。所以，我相信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暗访乞丐群落的记者，也属于中国第一代暗访记者。
　　多年过后，我还能清楚记得那天去暗访的情景。炽烈的阳光照耀在我的肩上，也照耀着滚烫的柏油路面，高楼大厦的上方，有长长的鸽哨掠过，像竹片划过结冰的河面，听起来异常凄厉。那是我第一次去采访，也就是去暗访，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今晚露宿何处，还不知道会不会挨打，会不会被乞丐们传染上各种疾病。乞丐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而病毒也最容易侵染上他们，肝炎、艾滋等等各种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疾病。他们的情绪也最不稳定，很多人都有各种精神疾病：暴躁、易怒、破坏欲、报复倾向、仇恨社会、下手不知道轻重。我即将走进这样一个群落里，即将与这样一群人打交道，但是那天我一点也不害怕，强烈的生存本能让我忘记了恐惧，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必须脱颖而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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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呆

　　这10年来，我暗访过种种黑色的灰色的行业，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而每次都能顺利打进去，而且直抵核心地带。我想，这可能是我天生一张大众化的脸庞，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神情，还有，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木讷迟钝，让人放松了警惕。
　　很多天后，我问起部门主任，为什么当初选择我去做暗访记者，安排我去打入乞丐内部？主任说：“你刚来报社的时候，又黑有瘦，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不认识的人真的会把你当成乞丐……还有那天你吃饭的情景。”
　　原来刚来报社第一天吃饭的时候，主任就站立在我的身后，他说他看到我吃饭的样子，心酸得几乎掉下眼泪。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我因为狼吞虎咽而被主任发现，主任安排我做暗访，此后1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暗访这种最危险的新闻形式中，这种另类生活中。也因为暗访，我做了报社最神秘的人物，就连报社一些同事也不知道那些充满了危险的暗访是我做的。因为暗访，我成了传媒江湖中的“无名英雄”；也因为暗访，我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今天的位置。

　　10年前的省会城市，已经出现了职业乞丐，他们结帮组派，强行索要，市民不堪其扰，但是却又无可奈何。那时候的市民还都普遍认为乞丐是生活所迫，就像传统观念认为妓女是生活所迫一样。
　　领到任务的当天下午，报社提前支付给我100元钱，做为“活动经费”。我来到了南郊菜农的田地里，走进一个茅草棚里，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已经学会了享受，他们把菜地租给来自河南和四川的农民，坐享租金。茅草棚里有一个四川农民在抽旱烟，他的肤色和棚子里的黑暗融为一体，我是通过袅袅升腾的烟雾，才辨认出了他。
　　我说我想买一身他的衣服，越破越好。他不解地看着我，一连声地说“啥子？啥子？”我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明白了，疑惑地问我床边那套怎么样。那套衣服比较新，没有一个补丁，不合我意。可是我发现地上堆着一条裤子和一个汗衫，都破了好几个洞，可能是他准备扔掉的。我说想买这两件，20元。他大喜过望，连忙说：“要得，要得。”临出门，他还把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黄胶鞋送给了我。

　　回到报社，换上那套衣服鞋子，摄影记者替我拍过照片后，我就走出报社，开始了乞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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